本帖最后由 夏大緯1 于 2015-5-24 08:21 编辑
由明片來驗証郵史~ 從長江郵路寄遞的早期片封夏大緯
封翁先生於「今日郵政」560期起連續7篇文章，談及「重慶開埠前後以及早期郵船入川的故事」，考証郵史娓娓道來引人入勝，將當年那段塵封歴史重新公諸於讀者面前，唯一稍覺美中不足之處，乃是欠缺一些實物郵品加以佐証，個人機缘巧合收集了一些相關郵品，倒是可兹補強及呼應此段郵史典故，因此斗胆貿然下筆為文附驥其後。
個人收藏有一組清末時期印製的長江風光實寄明信片，均為同一外國人仕在同一天使用寄遞到英國，全組共有８張除正面印刷有各種不同長江風光圖外（該組明片可能為不同時間所印製或是採分批印製方式而組成，因曾見有不同長江風光圖，且背面印刷的邊框顏色也見有不同顏色存在，至於先後倒底印製有多少種圖案或張數則不得而知），早期個人購買時主要是看上其背面的印刷，其背面為民間私下仿製大清二次片的模式，印刷有相當類似大清二次片的太極邊框、花飾及文字等，顯得相當特殊乃是收集大清明信片之外，可附帶收集的範圍因此購入，並非是看上其正面印刷的長江風光圖案，閱完封翁先生所寫郵文，意外發現當年誤打誤撞購入的該組８張明信片，有甚多之處可資佐証補充該段郵史。
Ａ、封翁先生在562期Ｐ.18頁中提及「外國人常稱我國的長江為揚子江（Ｙangtze Ｒiver）」，（圖１箭頭處）該明信片所印製的說明即稱為揚子江，但英文拼音名稱最後二字則稍有不同拼為（Ｙangtse），証明在清末時期確是稱之為揚子江，至於到何時才更改為「長江」，則還待考証。
Ｂ、在今日郵政560期Ｐ.24頁中則提及1892年1月15日赫德總稅務司所下通令內容有「關於重慶開放通商以及在宜昌至重慶之間，行船限用華式船隻，前經於1891年5月4日以第541號通令周知在卷」，（圖2、3、4、5）明片則可見行駛於長江中的各式華式船隻，見証了當時清末時期所謂的華式船隻，只是以簡單的風帆及人力划槳的方式來行進，此種克難原始的方式其辛苦可想而知。
Ｃ、在今日郵政560期Ｐ.25頁中則提及「宜昌以上由於危灘、急流、峽谷之險，一向是船舶難行的所謂蜀道天險，也為四川與境外形成天然的阻隔」，（圖6）明片則可見行駛於長江激流中的華式船隻，其波濤兇湧觸目驚心可見兇險，完全憑藉許多人力划槳前進，難怪在早期時遇上大小激流或觸礁等情況，經常有船隻翻覆或沉沒的情況發生，而遇上枯水期或淺灘、逆流時，則如（圖7）明片中所顯示靠岸邊的縴夫人力拉扯向前邁進，這些恐都是現代郵人所無法想像的，但經由上列的明片則可真實呈現，並見証當年運輸作業的困難及艱辛，實非外人所能眞實體會的。
Ｄ、在今日郵政562期Ｐ.21頁中則提及英商立德在「1899年再打造三艘汽艇均為木造的，分別命名為皇家木山鷸（H.M.S.Woodcock）、皇家木天鷚（H.M.S.Woodlark）和先驅者（Pioneer）號，後者並且是一艘裝著明輪式的推進器，這些木造的汽動船艇，勉強可以符合（重慶章程）的規定，雖非（華式）但也不是一般的（洋船），應無違礙問題。」，（圖8）明片即為上項郵文中所提及的先驅者（Pioneer）號，但不知從何時開始己改名為皇家金夏沙號（H.M.S.KINSHA），是否為配合其餘二艘皆冠有（皇家）字樣來開頭，因此不久之後即改名如此才能一致？是否如此不得而知還待查証，但由該明片除見証了該船百年前的真正面貌外，且跟當時行駛於長江上的華式船隻相比，確是有著天壤之別，難怪之前引起當時沿途船民和商人的激烈抗爭，華式船隻是無法與其競爭的，雖然在當時成功的阻擋了洋商的進入重慶，但相對的也阻隔了重慶可較早邁向繁榮及進步，得失之間的抉擇在當時來說很難說誰對誰錯。
（圖1至圖8）的明片均為同一外國人仕，在同一天使用寄遞到英國，其背面分別貼用二種不同郵票來寄遞，（圖9）貼大清蟠龍貳分郵票貳枚，銷重慶1912年7月22日戳經宜昌1912年7月29日戳、北京1912年8月4日戳及北京1912年8月5日法國客郵戳寄英國倫敦，（圖10）貼大清蟠龍叁分郵票壹枚、大清蟠龍壹分郵票加蓋中華民國壹枚，銷戳使用情況完全同上，該組明片雖在清末時期所印製，但真正使用却在1912年（民國元年），由於當時民國才剛創建不久，因此寄信人分別採用二種不同方式來貼郵票，可謂匠心獨具意義不同，如（圖9）均貼用大清郵票代表著大清的結束及末期的使用，而（圖10）則混貼大清及民國二種郵票，代表著新舊的交替和朝代的更換，且該組明片均由長江上遊的重慶寄出，順流而下到達宜昌，因寄信人在明片上均註明有「經西伯利亞」字樣，因此由宜昌開始改走陸路，到達北京後再經由西伯利亞火車轉寄英國，如明片上未註明「經西伯利亞」字樣，則可能採取一路順流而下的方式，直到上海後再經由輪船轉寄英國，在大清郵政官局1897年正式開辦前，由重慶寄出貼大清郵票的片封可謂罕少，此種情況在官局開辦之後稍有改善，但重慶郵局如同封翁先生在今日郵政565期Ｐ.50頁中所言，「直到1906年重慶才有正式專管郵務的郵政局長，之前均由海關稅務司兼管而以」，可見郵政業務較未重視及推廣，相對其存世數量也就格外珍罕稀少，此種情況恐延續到民國初期之後，後因較新式的船隻可逆流而上抵達重慶，並且船隻及航班的逐漸增加，除可改善及加快運輸作業，並因而陸續增加其與外界的聯繫需求，經由上項的措施刺激之下，相信由民初開始己逐漸陸續改善，但在清末至民初的此段時間，經由重慶寄出的存世片封，還是彌足珍貴且稀少的。
長江沿途的各通商口岸在大清郵政官局1897年正式成立前，即己紛紛發行各種書信館郵票，但其中僅四地區另外還有發行明信片，個人因主集大清明信片之故也附帶涉獵收集部份書信館明信片，除上海發行甚多種類片封簡且較常見外在此不再介紹，現僅簡略介紹其他三地區所發行的明信片如下：
（圖11）為鎮江書信館於1894年10月第一次發行，棕色印刷的鎮江塔圖壹分明信片，該片據聞於1894年10月4日首日發行，（圖11）片銷鎮江書信館1894年10月11日戳，距離首日發行日期甚近。
（圖12）為鎮江書信館於1895年4月第二次發行，藍色印刷的鎮江塔圖壹分明信片，銷鎮江書信館無日期戳，鎮江書信館前後只發行過上述二種明信片。
（圖13）為九江書信館於1895年發行的江帆寶塔圖半仙明信片，銷九江書信館1896年4月3日戳，九江書信館只發行過此一種明信片。
（圖14）為重慶書信館於1894年2月第一次發行，江橋喚渡漁舟送鯉圖2分明信片，銷慶重信局1895年8月20日戳，此戳即是中文錯刻為「慶重信局」者。
（圖15）為重慶書信館第二次發行的江橋喚渡漁舟送鯉圖2分加蓋改值成壹分明信片，銷重慶信局1896年6月26日戳經宜昌信館1896年7月4日戳（圖15箭頭處，因紫色油墨且銷蓋墨色甚淡較不清楚）、漢口書信館1896年7月9日戳，寄上海背有上海書信館1896年7月12日到達戳，重慶書信館前後只發行過上述二種明信片，（圖15）片即是標準的沿長江一路順流而下直達上海，且沿途郵路均銷有過路郵戳可資考証，前後郵程共計17日，在當年的十家書信館中，重慶書信館雖位處於長江的上游交通不便，却也能突破困境打下一片江山，足証英商立德的「霸氣和野心」才能讓重慶書信館有此佳績，雖然商人是以利益掛帥為前提，並非真正有心服務大衆，但也因而創造及留存下十家書信館的郵票及片封簡，可供後人考証及收藏，而上項所介紹的三地區書信館明信片，均屬長江沿途通商口岸所發行的，經由明信片所印刷的圖案、銷蓋的郵戳、郵資的名稱及金額等不同，也可讓我們大致了解各書信館的特色及差異之處，在大清郵政官局於1897年正式成立後，各地書信館即停止營運了，目前只能經由這些百多年前的存世郵品，才能一睹其盧山真面目及當時的情況。
大清郵政官局於1897年正式成立後，並於1897年10月1日開始發行清一次明信片，隨後陸績發行多次明信片，大清郵政官局成立後除立即直接取代了原先各地書信館的運作外，對經由長江運送的郵路可算是相當的重視，在清一次片發行後到之後發行的各次明信片，均有存世郵品跟長江郵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現僅舉例介紹如下：
Ａ、長江上游地區（重慶－宜昌）
（圖16）為清三次片加貼蟠龍壹分及貳分郵票各壹枚（貳分為異色票），銷四川綿州己酉二月十三日戳（1909年3月4日）經重慶1909年3月9日戳（年份僅用9來代替）、漢口1909年3月25日斷框戳、北京1909年3月27日戳（年份僅用9來代替）及北京1909年3月28日法國客郵戳寄英國，該片先由四川綿州經陸路到達重慶後，即沿長江順流而下到達漢口，因寄信人在明片上註明「經由西伯利亞」字樣，在到達漢口後改走陸路到北京，再經由西伯利亞火車轉寄英國。
（圖17）為清四次加蓋中華民國双片，加貼蟠龍叁分及壹角郵票加蓋中華民國各壹枚，銷重慶元年六月24日戳經漢口1912年7月3日戳、奉天1912年7月7日戳，掛號寄德國布萊梅港市1912年7月18日到達戳，再改寄Mellenfach 1912年7月20日到達戳，該片由重慶沿長江順流而下到達漢口後，同樣因寄信人在明片上註明「經由西伯利亞」字樣，在到達漢口後改走陸路到達奉天後，再經由西伯利亞火車轉寄德國，且該片除為清四次加蓋中華民國片之外，加貼的也是清蟠龍加蓋中華民國郵票，可謂互相輝映難得巧配，並在民國元年六月掛號實寄，因該片約在4月20日左右才發行，六月使用日期也甚早且為完整的實寄國外掛號双片更是少見，並經由重慶寄出者也是少見，可謂集衆多特點於一身，該類完整實寄掛號双片存世數量約在5－10件左右。
Ｂ、長江中游地區（宜昌－漢口）
（圖18）為清三次片加貼蟠龍壹分及貳分郵票各壹枚（貳分為異色票），銷宜昌1907年12月21日戳（年份僅用7來代替）經漢口1907年12月25日斷框戳，寄蘇格蘭有1908年1月21日到達戳，該片由宜昌沿長江順流而下到達漢口後，同樣因寄信人在明片上註明「經由西伯利亞」字樣，在到達漢口後改走陸路到北京（雖未見北京過路戳，但相信大都是先到北京再轉寄的），再經由西伯利亞火車轉寄蘇格蘭。
（圖19）為清四次片加貼蟠龍壹分及貳分郵票各壹枚，銷宜昌1910年10月10日戳經漢口1910年10月13日戳、北京1910年10月15日戳寄德國柏林，該片由宜昌沿長江順流而下到達漢口後，該片寄信人雖未註明「經由西伯利亞」字樣，但大清郵局還是在該片到達漢口後採取改走陸路到北京，經由上項郵戳証明由漢口到北京只需二天時間可謂相當快速，且經由西伯利亞火車轉寄國外較海運到達時間也較快，因此該片最後應該還是經由西伯利亞火車轉寄德國，另該片由宜昌寄出時所銷蓋的郵戳日期為1910年10月10日，正好是3個數字10湊在一起，算是相當趣味難得。
Ｃ、長江下游地區（漢口－九江－蕪湖－南京－鎮江－上海）
（圖20）為清一次片加貼蟠龍肆分郵票壹枚及法國客郵拾生丁郵票壹枚，銷漢口1900年5月13日戳經上海1900年5月19日戳及上海1900年5月21日法國客郵戳寄印度，經印度TUTICORIN 1900年7月9日戳寄TIRUVALLUR 1900年7月11日到達戳，該片由漢口沿長江順流而下到達上海後，經由上海法國客郵局轉寄印度。
（圖21）為清一次片加貼蟠龍壹分郵票貳枚及貳分郵票壹枚、法國客郵拾生丁郵票壹枚，銷漢口1901年5月27日戳經上海1901年5月30日戳（不清楚）及上海1901年6月3日法國客郵戳，寄德國漢堡1901年7月8日到達戳，該片由漢口沿長江順流而下到達上海後，經由上海法國客郵局轉寄德國，（圖20、21）片在寄遞時因大清郵局在當時還未參加萬國郵盟，且未與各國簽訂郵務協定，寄往國外的明信片除須貼足我國寄國外郵資肆分外，集中到達上海轉口時，再由上海郵局代為加貼符合萬國郵盟承認的國際郵資後，才轉交上海之各客郵局轉寄國外，後為減輕上海郵局集中加貼郵票之繁瑣工作，1897年12月14日郵政通札第4號節稱：「寄往國外郵件應貼之外國郵票，向多集中上海郵局辦理，工作繁重，而事無必要。此後各郵局應各自購備香港及日本郵票，貼在當地收寄之關員或公衆郵件上。所支費用准予出帳。上海郵局即自1898年1月1日起逐漸停止此項貼票義務。」，如此1898年1月1日起各郵局即自購備香港及日本郵票，如有寄國外信件在當地即先行加貼郵票，再經由上海直接轉寄國外，此種情況一直持續至大清郵政陸績與各國簽訂郵務協定後才得以改善，簽約後經由簽約國所轉寄的信件，可不再加貼簽約國的郵票了，此點對大清郵政而言，不論是金錢上、外交上都是一大突破及福音。
（圖22）為清二次片加貼蟠龍票半分貳枚及貳分壹枚（貳分為錯色票），銷漢口1902年1月27日戳經上海1902年1月30日戳、上海1902年1月31日法國客郵戳寄瑞士伯恩，該片由漢口沿長江順流而下到達上海後，經上海法國客郵局轉寄瑞士，該片因大清郵政在1900年2月3日最先跟法國簽訂郵務協定，且自1902年1月1日起經由法國客郵局轉寄國外的信件，可不用再加貼法國客郵寄國外郵資，（圖22）片在1902年1月27日寄遞，即是簽约生效後的初期使用案例，經由法國客郵局轉寄國外，己不用再加貼法國客郵郵票了。
（圖23）為清二次片加貼蟠龍郵票壹分壹枚，銷漢口1905年4月29日戳經上海1905年5月3日戳、上海1905年5月4日日本客郵戳，寄日本大阪有大阪難波明治38年（1905年）5月9日及大阪1905年5月9日二個到達戳，該片由漢口沿長江順流而下到達上海後，經由上海日本客郵局轉寄日本。
（圖24）為清二次片加貼日本五厘、壹錢、四錢加蓋支那客郵郵票各壹枚，銷漢口1906年9日29日日本客郵戳經上海1906年10月2日日本客郵戳，寄青島1906年10月6日德國客郵戳到達，該片由漢口沿長江順流而下到達上海後，經由上海日本客郵局轉寄青島，該片除貼日本客郵郵票由漢口日本客郵局，經日本上海客郵局轉寄青島德國客郵局外，且沿途經由長江內河船運、再轉黄海外洋輪船海運，此二段內河轉外洋的不同船運過程情況均較為特殊，可見客郵局在大清時期的勢力龐大及喧賓奪主，可完全不經由大清郵政處理而單獨運作，唯一可稍覺欣慰的是不論其是否僅借用清二次片來使用，但寄信人還是使用了大清的壹分明信片郵資，此壹分郵資也是大清明信片在國內各地寄遞的國內郵資，該片雖完全未經由大清郵局處理，但也算是繳納了大清明信片在國內使用應付的郵資。
（圖25）為清二次片加貼蟠龍壹分及貳分郵票各壹枚，銷漢口1907年10月26日斷框戳經上海1907年10月29日戳，寄美國經美國華盛頓州塔科馬港市1907年11月25日戳，寄堪薩斯州1907年11月30日到達戳，該片由漢口沿長江順流而下到達上海後，應是經由上海日本客郵局（片上有一個不清楚的日本客郵局戳）轉寄美國。
（圖26）為清二次片銷孤嶺1902年8月2日戳經九江1902年8月3日戳，寄漢口到達戳不清楚，該片由孤嶺經陸路到達九江後，較特殊的是沿長江逆流而上到達漢口，惜到達戳不清楚無法知道正確到達時間，一般均為順流而下居多、逆流而上的片封似乎較為少見。
（圖27）為清一次片銷孤嶺1899年10月5日戳經九江1899年10月6日戳，寄上海1899年10月8日到達戳，該片同樣由孤嶺寄出經陸路到達九江後，沿長江順流而下直達上海。
（圖28）為清一次片加貼蟠龍郵票壹分壹枚，銷江西九江丙午二月二十六日（1906年3月20日）戳經上海1906年3月23日戳、上海同日日本客郵戳，寄日本岐阜縣明治39年（1906年）3月28日到達戳，該片由九江沿長江順流而下到達上海後，經由上海日本客郵局轉寄日本。
（圖29）為清一次片加貼蟠龍郵票壹分壹枚，銷江西南康府丙午三月三日（1906年3月27日）戳經江西九江丙午三月四日（1906年3月28日）戳、上海1906年4月2日戳及上海1906年4月4日日本客郵戳，寄日本岐阜縣明治39年（1906年）4月9日到達戳，該片由江西南康府經陸路到達九江後，再經由九江沿長江順流而下到達上海後，經由上海日本客郵局轉寄日本。
（圖30）為清三次片加貼蟠龍貳分郵票貳枚，銷江西南昌府丁未十月十二日（1907年11月17日）戳，經九江1907年11月20日戳、上海1907年11月23日戳及上海1907年11月28日法國客郵戳，寄德國1907年12月20日到達戳，該片由江西南昌府經陸路到達九江後，雖該片寄信人在明片上註明「經由西伯利亞」字樣，但大清郵局可能考慮九江距離上海較近，因此還是沿長江順流而下到達上海後，再經由上海法國客郵局轉寄德國。
（圖31）為清一次片銷上海1900年4月16日戳，經九江1900年4月19日戳寄江西南康府，該片由上海沿長江逆流而上到達九江後，再經由陸路轉寄江西南康府，不論是（圖30）的由九江順流而下到上海或（圖31）的上海逆流而上到九江，寄遞時間前後大致均在4天左右，時間上似乎並没有明顯太大差異，但目前所見逆流而上的案例却似乎較為少見，也許並非是順流或逆流的問題，而是各城市的繁榮情況及當地寄信人數的多寡比例不同，而讓人錯覺誤會逆流而上的片封較少見，其實真正原因要跟各城市的繁榮與進步有很大關係，對外的連繫與需求增加，自然會有大量通訊的需求與必要性，相信此點才是左右存世片封多寡的真正原因。
（圖32）為清二次片加貼蟠龍郵票壹分叁枚，銷蕪湖1905年10月23日戳經上海1905年10月25日戳、上海（17）10月25日（17為戳號並非年份）二個戳，上海1905年10月26日法國客郵戳寄英國倫敦，該片由蕪湖沿長江順流而下到達上海後，經由上海法國客郵局轉寄英國。
（圖33）為清一次片加貼蟠龍肆分郵票壹枚、法國客郵拾生丁郵票壹枚，銷南京1900年5月13日戳經上海1900年5月14日戳、上海1900年5月16日法國客郵戳，轉交法國1900年5月17日Ｎｏ.1輪船戳，寄德國1900年6月18日到達戳，該片由南京沿長江順流而下到達上海後，經由上海法國客郵局轉交法國輪船寄德國，一般經上海轉寄國外的片封雖經輪船轉寄各國，但並非每件片封上均銷蓋有輪船戳，該片銷蓋有相當清楚的法國Ｎｏ.1輪船戳較為少見。
（圖34）為清一次片加貼蟠龍壹分及貳分郵票各壹枚，銷江蘇南京丙午十月二十九日（1906年12月14日）戳經上海1906年12月17日戳、上海1906年12月18日法國客郵戳，寄德國漢堡1907年1月21日到達戳，再轉寄Beichencach 1907年1月26日到達戳，該片由南京沿長江順流而下到達上海後，再經由上海法國客郵局轉寄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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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22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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