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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八甲发行、使用初探
刘颖军
普八工农兵图案普通邮票,是新中国第一套新币值普通邮票,也是新中国第二套人物普通邮票,自其问世以来,就受到普邮爱好者的关注和研究。其中,普八8分冶金工人图,除由北京人民银行印刷厂印制外,上海市印刷一厂也承印了一批。上海市印刷一厂承印的普八8分冶金工人图邮票,俗称“普八甲”,也称为“上海版”。普八甲与北京人民银行印刷厂印制的普八8分邮票(俗称北京版)最大的差别在于邮票齿度,北京版齿度为14度,而上海版齿度为12.5度。普八甲新票,由于存世量不多,市场价格现在大约每枚1700元,算得上是新中国普票中的珍品了。对于普八甲的研究,一直是新中国普票研究的热点,普八甲的发行、使用情况,集邮界一直众说纷纭,仁、智互见,笔者对此问题也甚感兴趣,今抛砖引玉,以求教于方家。
2000年以前,由于相关邮政史料披露不多,对普八甲的研究一直以实寄封为主,其发行、使用,集邮界有不同的认识,其中主要的说法就是普八甲的发行原因是因为普八8分邮票需求量大,添印不及,才由上海制版印刷。普八甲的发行日期,由于没有相关邮政文件的披露,众人对普八甲是否随普八8分北京版于1955年7月16日发行,也众说不一。进入21世纪后,普八甲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邮政文献的出版,邮政史料的披露,使普八甲的印制日期、发行日期得以明朗。首先公布的是中国邮票博物馆馆藏邮品“普八甲签样”,该签样出现在中国集邮信息网的邮票欣赏栏目的网页上,在由地方国营上海市印刷一厂生产技术科送审的签样上,右边贴普八甲带上边纸有齿样票2枚,左边贴无齿样票1枚,签样上邮票处的批复为:“同意印样。颜色略浅,请加深(参照送你处色样),由你处获准,不需再送样张。”该签样上加盖日期为1955年4月20日。此签样可以证明,普八甲的送审时间应不迟于1955年。随后出版的《中国邮票史》第七卷,对普八甲的印制是这样描述的,“由于普八邮票8分面值印量较大,所以邮政主管部门决定在上海印制一批……,这枚邮票于5月底(笔者注:1955年)正式开印,6月6日即开始向上海胶州路322号上海供应处仓库交货,全部5亿枚于9月初印竣交清”。上述文献可知,普八甲添印不及,另行制版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在邮电部供应局致上海供应处拟在上海订印普票的公函内,附寄了按冶金工人图原图拍摄的照片和空白邮票纸打孔样张各一幅,并详细叙述了邮票印制规格。上述附函可以看出,邮电部供应局是要求按原图订印邮票,邮票图案应同北京版冶金工人图相同,既然如此,邮电部供应局是不会将普八甲作为另一套邮票来看待的,其发行日期应等同于普八8分北京版邮票,同是1955年7月16日,普八甲印制及发行日期应已明了。
普八甲的印制,从已披露的邮政史料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普八8分邮票1955年印量很大而且急需在年底前印制完成,所以才由上海重新制版印刷。从《中国邮票史》第七卷披露的普八邮票1955年计划印制数量来看,普八8分邮票1955年共印制了16亿枚,包括上海版5亿枚,普八8分邮票的印量由此可见。单是印量大,也不至于在上海重新制版印刷。因为邮电部供应局与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厂在1952年年底签定有印制邮票协议书,该协议书规定,从1953年起的2年半时间,邮电部发行局的邮票均由该厂承印。单是印量大,完全可以由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厂陆续印制即可,邮电部发行局不会轻易的违反协议的规定,正因为印量大且急需完成,而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厂无法按邮电部供应局规定的时限印制完成,邮电部供应局才委托上海市印刷一厂重新制版印制普八8分邮票。从1956年1月1日起,邮局停止销售旧币值邮票,普八邮票开始大量用于邮政业务,从1956年年初到1957年年底,整整两年的时间,普八8分邮票作为平信邮资,其使用量不可谓不大,如果此期间普八甲投入邮政通信领域使用,应当有相当数量的普八甲实寄封留存于世。但截止目前,得到集邮界承认的普八甲实寄封却从未出现1956~1957年年份的,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普八甲1956~1957年间并未投入邮政通信领域使用。
在普八甲现存史料中就存在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1955年急需印制完成,以至于委托上海市印刷一厂重新制版印刷。另一方面,印制完成后却不投入邮政通信领域使用,那么,邮电部供应局为何要印制普八甲?既然1955~1957年间不使用,完全可以由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厂陆续添印,为何急着要在上海印制呢?所有这些都说明,邮电部供应局在上海印制普八冶金工人图另有目的,普八甲的印制是出于某种特殊需要,到底是什么特殊需要呢?笔者认为,邮电部供应局印制普八甲是出于邮票库存储备的需要!
邮票的使用,除满足正常通信用邮外,还需要有一定数量的邮票储备,也就是库存票应急需。库存票的数量,各国邮政部门根据业务中邮票使用量的多少有不同的计算方法。新中国自成立以后,邮政部分在计划邮票印量时,都会考虑储备适量的邮票以应不时之需。《邮电部邮政总局关于1961年普通邮票印制问题的请示报告》可以说明上述观点,具体的储备额度,该报告也有述及,在该报告中,邮政总局写道:“1960年普通邮票全部系委托541厂(笔者注: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厂)承印,全年共订印19亿枚,截止目前已交货约12亿枚,尚有7亿左右迄未交货。60年分发各省市的普通邮票,截止目前已发出20亿枚(其中部分动用原有库存),仅能满足各省市今年年底以前的需要量。全国库存按一般情况应经常保持有供应全国半年需要的储备数量(约十亿枚)以供调拨周转。……”由该报告可知,库存量一般约为全国半年需要量。那么,1956年邮票需要量是多少呢?由于没有具体相关资料的披露,我们不得而知其精确数量,但通过间接资料,大致可以匡算出来。在1957年1月4日,邮电部给陈云代总理的报告中称:“1949年全国解放,接着要和世界通邮,我们就感觉到邮票需求问题非常重要,其消耗量既大,又要求较高技术质量和防止伪造。据原来估计,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全年需要十七亿五千万枚,而实际上到1956年年底即已达到此数……”。该报告提及,1956年邮票需要量为17亿5千万枚,这不仅包括普通邮票,还包括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1956年共发行2亿4千3百万枚,普通邮票1956年的需要量大致为15亿枚,按库存数量应经常保持供应全国半年需要的储备数量计算,普通邮票库存量应在7亿枚左右,因为是匡算,可能有些出入,但从此可以看出,普八甲5亿枚的印量与需要库存的数量相差不大,再加上不常用面值邮票的储备,笔者推断,普八甲的印制目的就是保持国家邮政储备的需要。
1955年新币值普通邮票印制时,邮政业务中存在一个特殊情况,即邮电部决定自1956年1月1日起,停止销售旧币值邮票,邮政窗口所出售的邮票全部为新币值邮票,也就是说,原来库存的旧币值邮票面临作废,急需建立新币值邮票的库存。所以1955年年底以前,不光需要印制1956年邮政业务所需要的新币值普通邮票,还需要印制库存邮票。这不可避免的导致1955年邮票印量大增。《中国邮票史》第七卷对此写道:“普八邮票的印数曾于1955年1月12日和2月2日两次通知印厂,由于币制改革,邮电部财务司在统计了库存量之后,于4月25日对原计划印数进行调整,……”,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笔者的推断。
普八甲既然是作为库存票对待的,其使用时间就不可避免的带有不确定性。一般地说,库存邮票的使用有下列几种情况:1、邮票印制不及时或印制中出现意外而使用库存2、邮政业务不正常波动,导致邮票使用量大增而使用库存3、新普通邮票印制完成,为更新库存而使用库存邮票。上述三种情况看,第三种情况并不存在,因为普十邮票的印制,是为了弥补普八邮票面值中存在的缺陷,而真正起替代作用的普十一邮票的出现,已是1961年7月份,普八甲的使用远远早于此日期。所以,普八甲的使用,要么是邮票印制不及时或印制中出现意外而使用,要么是邮政业务不正常波动,导致邮票使用量大增而使用。对于邮票印制不及时或印制中出现意外这种情况,由于笔者未找到相关资料无法证实,但考虑到邮票印制的严肃性,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应该微乎其微。对于邮政业务不正常波动,导致邮票使用量大增而使用库存的情况,有相关的邮政史实可以证实。《新中国邮政》在函件业务的发展中对此曾有述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函件业务量基本上是逐年稳步上升的,但也出现过突升突降的情形。如1958年至1960年出现大幅度上升,1958年为17.34亿件,1959年猛增为23.15亿件,1960年又进一步增为28.28亿件。后两年与1958年比分别增加了33.51%和63.09%。这是“大跃进”时期高指标浮夸风造成的,是不正常的。”,结合普八甲实寄封以1959年实寄的居多,可以推断,1959年邮政函件不正常的波动,是造成普八甲大量使用的原因。普八甲是不是1959年才开始使用的呢,答案是否定的,1959年是普八甲大量使用的年份,但不是开始使用的年份。具体的开始使用时间,应该以邮政部门发布的相关文件来确定。在没有相关文件证实的情况下,依靠其他文献或实寄封来推断,笔者藏有一份中国集邮公司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确切的说应该是一份售品目录,该目录标明其出版时间为1958年7月,在该目录普通航空欠资邮票栏目中,普八甲赫然在列,其编号为普8甲,发行年份标为1955年,名称标为普通邮票(冶金工人)(上海版),笔者查阅了该目录,发现上面所列邮品,发行日期最晚的为纪53裁军和国际合作大会,该邮票于1958年7月20日发行。因此可以说,该目录的印制时间应该在1958年7月底或8月初,相信如果没有邮票发行部门的同意,中国集邮公司是不会将普八甲标售的,普八甲的使用时间应该就是该目录的发行时间,也就是1958年8月初。
参考文献:
1、《中国邮票史》第七卷
2、《新中国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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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封应为目前发现最早最可靠的普八甲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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