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声讨苏修罪行大会出入证 红卫兵, 莫斯科红场, 外交部, 留学生

曹杰

1967年2月7日在中央文革鼓动下，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数万人的北京首都革命造反者欢迎我国留学生声讨苏修法西斯罪行大会，此为当天的大会出入证。
67年初北京的红卫兵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夺取了外交部的权利之后滥发通告，要求中国在国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其中东欧的一批留学生途径苏联回国时，由于在莫斯科红场上宣传毛泽东思想，号召苏联人民起来造反，结果被苏联警察打的头破血流。拿今天的观点看，哪个国家也不会允许外国人在自己的家门口这样做。但当时中苏关系对立，又恰逢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苏修这么欺负红卫兵小将那还得了，必须愤怒声讨。

曾雷

会不会还有台下出入证勒

普票厂铭

新社会的拳匪：红卫兵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文革不仅在国内，而且已经波及到国外，外国使领馆人员纷纷遭殃。请看《红卫兵档案》（作者吴过）的记述：

文革波及海外

　　1967年2月，红卫兵包围了苏联大使馆。两个星期了，仍不见有撤退的迹象。一切行政命令在红卫兵面前不能奏效，一切领导人的讲话都无法使红卫兵撤离。要这样的时候，照例，由周恩来出面解决问题。
　　周恩来站在麦克风前，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说服这些狂热的红卫兵们。　　他开口了。周恩来总理以他特有的魅力和谈话技巧，将红卫兵的思路从狭隘的一隅引向全世界，引向风起云涌的国际风云。他强调斗争要注意策略，斗争要有艺术性，不要过分刺激苏联领导人。红卫兵们安静下来，沉思着。
　　两天后，红卫兵的包围圈撤掉了。
　　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情况仍在继续恶化。
　　驻某国使馆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在大使馆附近张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大幅标语，东道国提出了抗议。
　　驻某国大使馆造反派，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四个伟大”的巨幅标语，并向提出质询的当地官员自豪地宣称，要让这里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泽东思想。
　　去某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一定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标语，当局不同意，他们就集会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
　　驻非洲某国使馆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行人硬塞“红宝书”和毛泽东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殴打、辱骂，引起群众愤怒。
　　驻某国使馆造反派，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钻进穆斯林信徒的帐篷，宣传无神论、游击战，被对方连推带搡轰出帐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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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也波及到了香港。
　　1967年5月初，九龙人造花厂发生罢工。港英当局出动警察出面应付游行的群众。警察向人群投掷催泪弹，并用石块贴着地面横扫示威者的脚跟。
　　很快，这件事演变成了一桩政治气味极浓的暴力事件。深受大陆影响的香港居民数百人，挥舞红宝书，高呼革命口号，从香港中部的中国银行附近集合出发，步行或乘车前往政府大厦，举行示威活动。
　　同时，广州的红卫兵组织不断有人秘密潜入香港，对香港的示威活动进行声援。他们在香港有关方面的帮助下，把学校、商店和工厂的偏僻房间改造成生产自制手榴弹和其他简易武器的场所。
　　香港政府大厦的墙上，出现了一幅幅激进的大标语。示威者变得越来越粗暴，设置警戒线的警察受到袭击。同时，示威队伍中的人群不断地呼喊口号，要求警察调转枪口。
　　当时的情况是，周恩来极力反对香港发生的暴力事件。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却对香港暴力事件大感兴趣。在江青等人的指使下，广州红卫兵组织秘密派遣了不少红卫兵到香港，去煽风点火，指导那里日益高涨的示威活动。
　　终于，北京方面也作出了反应。
　　5月15日，英国驻北京代办唐纳德•霍布森被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方抗议武装部队和警察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和学生开火，香港当局犯下了大量血腥暴行，这是英国政府和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中国的阴谋中的一部分。中国还声称，香港的英国当局正在“对他们又怕又恨的文化大革命”采取敌对姿态，这是徒劳的，毫无意义的。中国政府要求立即释放包括工人、学生、新闻工作者和摄影记者在内的所有被捕人员。中方警告说：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其一切后果将由英方承担。
　　新华社立即全文播发了这份照会。
　　英国政府的态度十分强硬。就在中国新华社播发了强烈抗议的照会后不久，英国政府即宣布支持港英当局，并且逮捕了许多参加示威的人，强制实行宵禁。
　　香港政府大厦前的示威活动渐渐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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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示威事件的余波仍在回荡着。

　　就在英国政府宣布支持港英当局后不久，上海革命委员会发布一项命令，宣布立即关闭驻上海领事馆，并限令彼得•休伊特领事和他的助手在24小时内离境。在离开领事馆前往飞机场的途中，彼得•休伊特领事遭到上海红卫兵的粗暴对待。他们不停地踢他的胃部、腿部，把贴大字报用的浆糊倒在他的身上。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葡属殖民地澳门的红卫兵强迫那里的英国领事在炎热的太阳下站立数小时，并不断地进行辱骂和围攻。
　　此后不久，为了报复，香港政府拘留一位涉嫌制造动乱的中国新闻记者，北京的红卫兵也关押了一名叫做安东尼•格雷的路透社记者。红卫兵吊死了格雷心爱的猫咪，把事先准备好的标语贴在他的背上，然后请他享受“喷气式飞机”待遇。被迫跪在地上的格雷，向前躬着腰，手臂被人反扭到了身后，他只能从地面上积聚起来的汗水中照见自己扭曲的身影。
　　8月22日，大批红卫兵聚集在英国大使馆的前面。
　　使馆内，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和23名使馆成员，正在静静地等待。中国政府要求港英当局48小时内释放被捕人员的最后期限即将结束，此刻，每一分每一秒都那么难熬。全体使馆成员挤在一间屋子里，面面相觑，他们不知道事情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夜幕降临了，聚集在外面的红卫兵点起了马灯，唱起了革命歌曲。歌声一浪一浪涌来，拍打着使馆内全体成员的心弦，使他们对未卜的前途又增添了几分担忧。
　　大约在晚上10点30分，歌声停息下来，架在树上的高音喇叭在宣读一个什么《通告》。不一会儿，使馆外由远而近响起了纷乱的脚步声、欢呼声和口号声，红卫兵冲进来了。
　　守卫在使馆门前的中国军人似乎也对这些红卫兵没有办法，他们闪到一旁，让如潮水般的红卫兵通过。
　　红卫兵动手砸玻璃、家俱摆设和汽车，并开始用随身携带的汽油在使馆内放火。
　　唐纳德•霍布森和23名使馆职员仓惶之中逃入一个保险库里，后来，在浓烟的掩护下，他们冲出了使馆。唐纳德•霍布森在后来给他妻子的信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打开房门第一个冲了出去，其他人也跟在后面出来了。院子里大约有5000多人。我当场就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能打到我的人随手操到什么就拿什么打。女人们也象泼妇般地朝我扑过来，想用棍子把我打倒。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拽，并想用领带勒我的脖子。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大门前的。冷不防伸过来一只手抓住我的手臂，有人用中国话冲我喊道：“到这边来！”那人拖着我跑向印度大使馆（英国大使馆背后），他把我藏在大门背后。头部受到的打击使我晕了过去，失去了意识，此时的我就象牲口一样淌着血……。
　　几位妇女逃向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阿尔巴尼亚人紧关着铁门。她们遭到群众的殴打和辱骂时，阿尔巴尼亚人却在一旁幸灾乐祸，只有两位姑娘设法得到了芬兰大使馆的庇护。所有工作人员都被迫向毛泽东像低头，而且还得忍受唾骂和拳打脚踢。尤其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一位外交人员告诉我，围攻的人中有些是英国人。其中一个头领来自“有良好教育”的家庭，她穿着半统工作鞋在女王的像上跳上跳下……。
　　发生在英国大使馆的这一场骚乱，直到周恩来等领导人出面交涉，下令让其撤走，才在次日清晨逐渐平息下来。关于红卫兵冲击英国代办处一事，当时的《人民日报》作了倾向性十分鲜明的报导，标题是《首都红卫兵对英代办处采取强烈行动》，其文中写道：
　　被英帝国主义疯狂迫害我香港爱国同胞的法西斯暴行激怒了的首都红卫兵及革命群众一万多人，今晚涌到英国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且出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今晚，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愤怒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同仇敌忾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不断高呼：“打倒英帝！”“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反华的人决没有好下场！”“港英必败！”“中国人民必胜！”“坚决支持香港爱国同胞的反英抗暴斗争！”“港英法西斯当局必须低头认罪！”
　　在会上发言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职工代表坚定地表示：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就是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罢休。发言的人强调指出，中国人民任凭帝国主义欺侮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英帝国主义这只千疮百孔的纸老虎，不在中国人民的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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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情过后，还发生了冲击外交部，抓陈毅。

1967年8月，文化大革命面临着局部的转折。这一月里，发生了两件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事。一件事是由关锋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使全国范围内冲击军区、抢夺军队枪枝弹药的事件愈演愈烈。

清理“五·一六”的运动越来越风行全国。“五·一六”象个垃圾桶，谁要是被人指控为“五·一六”，就等于是陷入了无底的泥淖，不管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就全国范围而言，清查“五·一六”日趋荒唐，并不是清查那些曾经张贴过反对周大字报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而是变成了一种残酷打击的手段。
　　清查“五·一六”，直到1976年“四人帮”彻底垮台，才不了了之。在此期间，红卫兵运动遭到了摧毁性的打击。“红卫兵”一词的光辉与神圣，也渐渐脱落，渐渐显出悲哀的结局。

在周与毛一次密谈后，毛在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进了关于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一段话，以明确表示他支持周。毛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所加的话如下：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5·16”组织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
　　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到现在还不太清楚。 ”

毛从上海回到北京，在看了《红旗》杂志1967年第11期“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拿起毛笔批道：“大大大毒草！”批完仍不尽兴，在旁边写了四个掷地有声的字：“还我长城！”

于是红卫兵们末日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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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毛在1968年对红卫兵的态度，记述如下：

　　蒯大富撤出清华园后，跳上一辆吉普车直奔北京郊区昌平县。
　　途中，吉普车翻车，一位女红卫兵被压断双腿，成了终生残废。
　　——这是一个不祥的兆头。
　　到昌平县后，他住进一家招待所里，正同当地红卫兵头头交谈，忽然接到通知：毛泽东要召见他。
　　几分惶恐，也有几分安慰。在最困难的时候，见一见最高红司令，倾诉一下心中积蓄的委屈，是他此刻的愿望。
　　急匆匆，驱车重返京都，来到人民大会堂。
　　在人民大会堂的一间小会议室里，毛泽东端坐中央，发福的身体陷在一堆沙发里，不紧不慢地抽着烟。毛泽东的两旁，依次坐着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江青、康生、谢富治、姚文元和新上任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
　　红卫兵五大领袖中的聂元梓、王大滨、韩爱晶和谭厚兰已经先到了，他们坐在毛泽东的对面，每个人的膝盖上，都摊开放着一个笔记本。
　　蒯大富走进小会议室时，感觉到气氛同以往有些不同。没有人说话，他进来时也没人打声招呼，蒯大富还发现，甚至连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一个个也都紧绷着脸，神情严肃。
　　蒯大富将目光投向毛泽东。毛泽东仍在抽烟，他的身影，被深深掩埋在烟雾中。“怎么现在才来？”毛泽东问，口气中显然有一丝不满。
　　江青接过话头，冷嘲热讽：“是不是忙着在看军事地图？我听人说，你们在抓派工宣队的黑手？”
　　毛泽东说：“我就是那只黑手。”
　　空气几乎要凝固了。
　　毛泽东继续说：“是我派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和中央警卫部队的工人、士兵到清华大学的，我还要求他们坚定不移地制止那儿的武斗。”
　　毛泽东这么说，谁也不敢开口说话了。会议还没开始就沉闷下来，几名红卫兵领袖低着头，用眼睛余光瞅着四周，考虑着怎样来应付毛泽东的这次召见。
　　康生咳嗽几声，打破了难堪的沉默：“随便说说吧，大家不要有什么顾虑。”
　　北大聂元梓首先发了言。在祝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的一套颂词后，她的话渐渐转入正题：“北大的情况也和全国形势一样，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资产阶级在北大已无藏身之地。但是，我们千万要提高警惕，百尺之虫，僵而不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甚至在北大这样坚强的无产阶级营垒里，他们也妄想占一席之地。他们纠集一小部分人和一些受蒙蔽的红卫兵，向无产阶级反扑。对此，我们的立场是，除了坚决打垮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的进攻外，还要从思想上、理论上将他们批倒批臭……。”
　　聂元梓的这些套话，在毛泽东听来，大而不当，有点不着边际。今晚的会议主题是：红卫兵如何对待工宣队问题。对红卫兵向工宣队搞武斗，毛泽东十分不满。
　　毛泽东说：“讲一点具体的嘛。”
　　聂元梓停顿一下，面显难色。她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接着说道：“实际上的情况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红卫兵处境艰难，一些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人物和势力，向红卫兵发来明枪暗箭，制造种种阻力。现在，《新北大》发刊也困难了。有一些红卫兵还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据说，部队也参与了镇压……。”
　　有人插话说：“前几天，北大一次武斗打伤了许多人，地下室也关了不少，大约有300人。”
　　聂元梓望了望，说话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位女秘书，她似乎在哪儿见过。
　　聂元梓的话结束后，蒯大富从座位上站起来，接着发言。他比聂元梓来得直率，开口便说道：“是的，清华大学的形势确实不让人满意。”
　　蒯大富再次将目光投向毛泽东，试图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我们井冈山兵团5000多名红卫兵，自今年初以来，一直受压。其原因就在于上级领导没有给清华红卫兵更大的支持，反而指责我们井冈山兵团。在今年4月初的中央文革召见会上，我就曾一再声明，要求中央文革明确支持我们，可是……。”
　　蒯大富发言之后，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滨、北师大谭厚兰也相继站起来，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在红卫兵五大领袖的发言期间，毛泽东一直静静坐在沙发上，抽着烟，似乎在观察，又似乎在思考。
　　接下来，周恩来、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先后发言。在发言中，他们都高度评价了红卫兵的历史功绩和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最后端出了这天召见的目的：校园内的武斗一定要尽快制止，要搞好复课闹革命。
　　周恩来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现在同学们回去，要立即停止武斗，把工事拆除，把枪支和其他武斗器械交给工宣队，恢复大学应该有的样子。”
　　几位红卫兵领袖一致认为周恩来的讲话“行不通”。蒯大富站起来，态度强硬地说：“这明显是让我们投降，宣判红卫兵的死刑，我想不通。”
　　他停了一下，条理清晰地接着往下说：“总理和几位中央首长的讲话，意思我们都听清楚了。第一，是要‘盖棺定论’，对我们红卫兵运动作出结论。但我们认为，这为时过早。鉴于形势的需要，红卫兵不能也不想过早地退出历史舞台。第二，是‘祸水东移’。中央领导同志似乎把今年和去年冬天发生的一切过错都归结到红卫兵头上，整个社会都像是红卫兵在杀人、放火，这不公平。事实上，我们红卫兵的行动都是在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指挥的。第三，是‘辕门斩子’。红卫兵从去年以来，就不断遭到某些镇压，解放军也介入了，而中央却没有指出这种镇压的错误，使红卫兵始终处于受压之中……”
　　蒯大富的讲话，受到了几位红卫兵领袖内心里的肯定。
　　韩爱晶插话说：“广西韦司令，一次就下令关押了500多名红卫兵。”
　　聂元梓说：“有时正是这样，我们才不得不自卫。”
　　江青笑了笑，说道：“按诸位的意思，是让我们同意你们继续与解放军干下去？可是你们行吗？别自不量力了吧。”江青看了看蒯大富，指指坐在身边的林彪说：“蒯司令，你能跟他干吗？他身边有四个军，你如果斗得过他，我们倒想看看。”
　　林彪在一旁微微笑着，不表示态度。
　　毛泽东把话接过来：“我看，现在不是别人杀你们，而是你们自己杀自己，自相残杀。”
　　有人在小声嘀咕，话中似藏着轻微的不满。
　　会场又出现了一阵难堪的沉默。
　　沉默之中，毛泽东扔掉烟蒂，从座位上站起来，打着手势说：“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头脑膨胀。谁如果不听劝告，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就不要怪没事先打招呼。”
　　说着说着，毛泽东似乎动了感情，手微微有些发抖：“文化大革命进行已经两年了，你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你们主要在搞武斗。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和学生的大多数……”毛泽东语音哽塞，工作人员忙走上去，给他换了杯热开水。毛泽东没去碰那只茶杯，继续顺着自己的思路说道：“我再说一遍，谁如果不听劝告，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谁就是国民党、土匪，就歼灭之！”
　　毛泽东的话一锤定音，毫不留情地将红卫兵赶下了历史舞台。

　　1968年7月28日，红卫兵的祭日。
　　这一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间小会议室召见了红卫兵五大领袖后，先走出房间，乘车回中南海了。
　　灯光下，几个红卫兵领袖默默无语。
　　结局太出乎他们的意外，他们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残酷的事实是：他们作为红卫兵的领袖，马上也将随着红卫兵运动的谢幕而退出历史舞台了。
　　历史常常开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玩笑。
　　蒯大富的眼眶红润，一颗颗泪珠从眼窝里滚落出来：“完了，完了，红卫兵完了……”他反复说着这么几个字。
　　坐在同一条沙发上的聂元梓和谭厚兰听着蒯大富这些话，更加伤感，心一酸，俩人紧紧抱在一起，轻声抽泣，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把沙发也浸湿了一片。
　　林彪走过来，给了红卫兵最后一点安慰：“别哭了，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命还是要革的。今后路还长，说不定什么时候，革命需要你们再次出来时，你们仍然是革命的先锋。”
　　林彪的话，换来的是一片更响亮的抽泣声。
　　召见已进行了五个多小时，时间不早了，已是深夜。临出门时，周恩来关切地问几位红卫兵领袖：“夜深了，是不是就在这里休息？”
　　五个人都摇头谢绝。他们第一次怀着悲凉的心情，离开了夜幕中的人民大会堂。
　　外面的暴雨已经住了。但仍在淅淅沥沥下着小雨。偶尔，一阵夜风吹来，街旁的树木刷刷作响，把那些豆大的雨点摇落下来。几片树叶夹杂在雨点中，随风飘零……。触景生情，几位红卫兵领袖觉得他们的命运就像这雨中的树叶，孤立无援地在雨水中漂流……。

麦国培

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