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殘封講述一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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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12 17:53 | 显示全部帖子

本帖最后由 parisiica 于 2012-3-13 04:17 编辑

法國里昂市立圖書館官方資料

里昂中法大学是中国海外唯一的一所大学。在这二十五年（1921-1946）的历史中，官方登记在册的有473名学生。他们学成回国后为祖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中国和里昂有着共同的一段历史，共同的一些回忆。这共同的文化遗产可以在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所收藏的重要文献中找到证据。

里昂中法大学的诞生是赴法留学运动历史中的一段，也可以说是这段历史的结尾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巨大的经济困难，使得在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开始认为勤工俭学运动是一场相对的失败。勤工俭学的前提假设就是中国学生在法国工厂里工作，但是从20年代末开始这种假设就不存在了。也正是勤工俭学运动的相对失败促使它的领袖者们去思索另一个替代办法，也就是说要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赋予在法留学运动一个更固定更有效的形式。由此诞生了在法国创建一个中国大学的想法。
为创建里昂中法大学迈出的真正意义上的的第一步，是1919年9月李煜瀛（即李石曾）和保罗·儒朋校长的会面。李煜瀛当时并不是以中国政府官员的身份参与此事的。他为这所中法两国共同建造的学校勾勒出蓝图。法国负责建造学校的楼房，用来迎接可能到来的学生，为学生提供食宿，还有专业的教育，而经费主要是由义和拳运动的赔款来解决（指的是1900年义和拳运动之后，西方列强和日本强加在中国身上的赔款，其中一些国家将这笔赔款用于中国青年的教育）。
为筹建学校进行了漫长的谈判和协商，而且万事开头难。法国战事部同意给出一个空置的城堡（圣依雷内堡）和它的土地用以建造中法大学。但是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首先是如何整治这个城堡，还有怎么划定大学的法定范围。褚民谊作为中方代表，利用北京筹集来的资金开始了先期建造工程。同时，他和莫里斯·古恒(1865-1935)，里昂大学的中文老师）一起编写了中法大学的管理草案。但是中法两方之间的协商过程却是暗涛汹涌，微妙曲折。因为计划的发起人之一李石曾，和其他中方官方代表都是希望当时几百个经济有困难的在法勤工俭学学生可以到里昂读书，而法方事先并没想到这一点。中间的误会之深使得中方甚至提出要将这所中国大学的选址改到……比利时。
双方还是最终达成协议！1921年8月3日中法大学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该委员会负责管理里昂中法大学的运作，协会的成员有中方代表（蔡元培、李石曾、褚民谊、汪精卫……）和法方代表（莫里斯·古恒、爱德华·赫里欧（1872-1957）、保罗·儒朋）。
1921年9月25日中国国内的学生到达里昂的前几天（这些学生是从北京、上海和广东地区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有116名中国学生从巴黎和法国其他城市聚集到里昂示威，要求上学的权利。参加这次抗议运动的学生于1921年10月初被遣送回国

在学校25年的历史中，一直困扰的问题是：经费问题。有部分学生是自己负担学费和生活费用的，所以他们没有经费问题。但是，对于那些靠中法大学奖学金资助留学的学生和中法大学本身来说，费用和财政问题就成为一个日常的话题。学校的财政支出的一部分是由各省区地方负担的，但是这部分的许诺和急需的经费总是不能按时到帐。学校的管理也因此受制于中国不稳定的政治经济局势。这也就是有些学年中法大学简化活动，缩减学生数量甚至停止招生的原因。
在学生方面，有一部分人不能适应里昂和法国的生活，只在里昂呆了几个月。而对于其他学生来说，中法大学发挥了真正的作用，为学生完成学业提供了坚实的后盾。这部分学生回国之后——其中有些人甚至在中法大学里学习了十多年——充分运用到他们在法国学校里的所学，取得很大成就。完成国家论文答辩之后离开里昂的学生数量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在艰辛运作的25年历史中，中法大学很好的完成了使命。但是一方面，法国当时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历着巨大的困难，又面临要耗时耗力的战后重建工作。另一方面，中国国内处于全面内战时期，变革正在酝酿之中。中法联合教育的问题不再为有关人士所贯注。因此中法大学关闭了大门。最后一名学生是1946年注册的。里昂和中国之间的这一页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
选择里昂
是什么原因让中法大学选择了里昂作为校址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两个重要的里昂国会议员功不可没：莫里斯·穆泰（1876-1968）和爱德华·赫里欧，前者是华法教育会的副主席，后者是里昂市市长。他们两人都非常关注在新生的中华民国里发生的一切，特别是中国学生在法国学习的情况。毫无疑问，他们深受中国和里昂的文化和经济关系交流的影响，这与两国几个世纪以来长久的宗教和商业交往是联系在一起的（里昂通常被认为是丝绸之路的西方终点……）。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里昂在教育方面的巨大优势拥有一所大学和多所专科学院，以及由此产生的优质庞大的教师队伍。另外，比起巴黎来里昂中法大学更容易选择里昂，因为它的政治空气要少很多火药味。中法大学拒绝一切和学习无关的活动。法国人都知道很多中国人赴法开展政治活动带来的影响，而这一点是里昂大学完全不能接受的。

塞納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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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12 18:06 | 显示全部帖子

里大運動

1921年前往里昂游行的学生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史中被称为“里大运动”。里大运动标志着勤工俭学运动的结束，具有重要意义。

当时在法勤工俭学学生生活贫困，物资缺乏，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连最基本的生活所需都不能满足。加上勤工俭学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那些提供帮助和补贴的政府组织都日显无力。在这场运动中，总共有约2000名学生来到法国的学校和工厂里勤工俭学，但一战后，由于缺乏经济来源，他们已经无法保证自己的生活和工读条件。

1921年勤工俭学运动完全中止。由于运动中最政治化的分子的影响，学生们发动了三次重要的抵抗运动。这三次运动分别发生在1921年1月、6月和8月，学生们聚集在中国驻巴黎公使馆前，要求得到物资补助，责骂中国政府的无能和软弱！这些运动导致当局不再发给中国学生生活费。
其中对于勤工俭学学生影响重大的莫过于里大运动了。学生们听说要在里昂创立中法大学的计划——而计划的发起人正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领袖李石曾和吴稚晖，他们将和里昂的大学高层合作；得知这个消息后，学生们都希望可以免试入学。他们认为这是脱离困境的唯一可行办法了。然而事与愿违，1921年夏，随着学校基本制度的建立，明确提出了只在中国国内进行考试和招生。也就是说，法国方面拒绝接受那些已经在法国的学生，而中国决策者们在这时候却畏缩不决，态度暧昧不清。1921年6月6日，300名勤工俭学学生联名上书蔡元培和陈籙部长，希望此事能引起重视，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9月5日，乐魁索事件更让中国人群情汹涌，控诉中国校方违背了勤工俭学运动的初衷，表面上标榜平民教育，事实上却是贵族教育的卫道者。
面对经济封锁，又听说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不日将带领第一批中国选拔出来的学生到达里昂，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于是决定全面动员。由中国驻巴黎公使馆资助路费，勤工俭学学生组成代表团从巴黎出发，途径蒙塔日市、乐魁索、圣·夏蒙，到达里昂，并要求住在圣依雷内堡即中法大学里，等待校长的到来。
面对莫里斯·古恒和褚民谊的犹豫迟疑，100名左右勤工俭学学生决定占领圣依雷内堡，正是这个行动激化了矛盾冲突，也使他们逾越了法律的界限。现在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中法大学接收所有的勤工俭学学生，要么把他们驱逐出境。中法两方领导层的暧昧态度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幸免于难，反抗者们终将为自己的卤莽付出被驱逐的代价。

为了解放被占领的圣依雷内堡，法国出动警察进行干预，把反抗者们关到蒙吕克城堡的监狱里，以表明法方拒绝妥协的决心。中国学生晚上被关在监狱里，白天他们就在里昂市内到处奔走呼吁，分发传单，向当地人民宣传自己的正当权益和愤懑之情。吴稚晖校长见到部分学生代表之后，试图通过接收20个左右的勤工俭学学生，以缓和事态。但是法国校方态度强硬，坚持要把这件事交给法国政府处理。在这期间来到里昂的中国学生也发出呼吁，反对被强行遣送回国。但是被驱逐的命运还是降临到了被关在蒙吕克城堡里的104名勤工俭学学生的身上。10月13日，他们被警察送到布尔图火车站，然后在马赛登上了保罗·勒卡号离开法国。

参加抗议运动的学生中，可以看到周恩来、陈毅、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和李维汉的名字。而其中被遣送回国的只有陈毅。

中法大学就是在这么激烈的冲突中开学了。这在一方面可以看到莫里斯·古恒和校方为学校避开政治活动所作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解释了为什么直到1927年，所有当时已在法国的学生，即使通过考试，也没能被中法大学录取的原因。

塞納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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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12 18:14 | 显示全部帖子

本帖最后由 parisiica 于 2021-11-28 07:10 编辑

關於收信人
我詢問了里昂研究人員，回答如下

Concernant

塞納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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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12 18:23 | 显示全部帖子

本帖最后由 parisiica 于 2012-3-12 18:24 编辑

網上資料

• 孫佩蒼（字雨珊）先生（1890－1942）是20世纪30、40年代公认的美术鉴赏家和收藏家，在收藏西洋油画，“西画东渐”的历史上，可谓史上第一人。在法期间与徐悲鸿结成莫逆之交，其精鉴之辛与搜藏之精深受徐悲鸿盛赞，是专攻世界美术史的教授，又当过位于里昂的《中法大学》的校长，最后因其知名度高而当上了这个参政员
自小迷恋绘画。十六岁时，为了实现他的画家梦，登上了一艘法国货轮，以做炉前送煤小工顶船票，在海上漂流了一个多月后，终于到了法国巴黎。　　和晚他六十多年的年轻人一样，他那时也是在街头给人画像维持生计，一天，一个法国长者注意到他──可能是那时在法的中国人还太少吧,中国赴法的留学生大量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拿官费去的──这位老者和他交谈了一番后，便雇佣他为家中的仆人，除了包他的食宿外，还答应免费指点他的绘画，此人正是法国巴黎美术学院的院长，也是一位当时的知名画家。在这位高人日复一日的悉心点拨下，终得所愿，考上了这所美术学院。　　在学习的过程中，导师发现他绘画的潜力有限，于是建议他改学西洋美术史专业，接纳了这个建议，退而求其次，把对绘画的一腔热情，全部投入到对世界美术史的钻研中。二十二岁学成回国，便被委任为当时的奉天省的视学（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处长）。　在此期间他娶妻生子，又有一份令人□慕的官差，这本是一个在现代人眼中其乐融融的日子，但心中最重的不是金钱第位和家庭，而是他那无时无刻都放不下的宏愿──撰写世界美术史。　他本想孤身一人再次赴法，但遭到的坚决反对，于是一张一等船票，换成三张三等船票，他们的大女儿一起去了法国

和徐悲鸿的友谊　
正是再次的赴法，他结识了后来成为一代宗师的徐悲鸿先生，他深知徐的绘画天赋，徐也赞赏他的鉴赏能力。
孫雨珊和徐悲鸿、邵洵美、常玉、张道藩等留法好友自发组织了一个乡友会性质的团体《天狗会》，蒋碧微在她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有一天，几位朋友在咖啡馆里谈天，有人提起上海组成了《天马会》，我们又何妨来上一个《天狗会》”就这么一个海外留学生的小团体半开玩笑半认真的组织起来了。之后一直在国民政府任外交公使的谢寿康被推为老大，徐悲鸿老二，张道藩老三，孙佩苍是军师。天狗会的成员经常聚会，无非是谈天说地、交流彼此的情感，并无任何政治色彩。在德国时，干脆在徐家搭伙，做饭由夫人主厨，和徐先生是洗碗打杂。　　还和徐悲鸿夫妇及另两位好友集体旅行在德国时，他和徐悲鸿一起，利用马克贬值，都购进了大量的油画，在绘画方面，徐先生是行家，在鉴赏方面，则是雨珊眼光独具，两个人都是嗜画如命，而尤以雨珊为甚，也是那次去徐家，廖静文女士告诉我：“徐先生说，为了一张画，雨珊就像追求情人一样去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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