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晴初：我买到“纽约版贰圆中心倒印”的经过 纽约, 郑晴初

潇湘夜雨

“纽约版贰圆中心倒印”，是指一九四一年发行的纽约版孙中山肖像贰圆邮票，在套印过程中边框印倒了，其实，称之为“孙中山肖像错体邮票”是比较确切的，不过在集邮界中叫惯了“纽约版贰圆中心倒印”。
      一九九零年十月九日，香港佳土得秋季拍卖会上，中国的“纽约版贰圆中心倒印”一个上下双连的两枚邮票，底价是二十六万港币，竞投结果以三十五万港币二千元成交，加上佣金平均每枚近二十万港元。
   可是四十多年前，我在重庆储奇门东川邮政局集邮柜台买到时，是按原面值二元一枚计算的。我以一百元法币买了这一版五十枚邮票。记得当时的平信邮资是二十元，也就是说以五封平信的邮资买到了这五十枚后来被列为“民国四珍”的邮票。
   事情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一九九零年我重新集邮，翻阅一些资料，发现传说众多，出入很大，甚至有以我大哥的名字，用第一人称来叙述故事经过而被收入各种集邮工具书中的。作为当事人，我感到有必要将我所知道的写下来，给爱好集邮的朋友们作一个交待。
   一九四四年，我在重庆南温泉立人中学读初中，校内盛行集邮，同学间相互交换邮票。当时，我父亲与朋友共同开设广大华行，经营西药等进出口贸易，在成都、贵阳、西安、桂林等地均有分行，与国外，如美国、印度、缅甸等有生意往来。我几乎每星期都进城去，把公司中收到的信件和邮包上的邮票剪下来，带回学校和同学交换。有零用钱剩余时，也常到在一间公司中摆一张桌子买邮票的王劳先生处买一些便宜的外国邮票。由于法币贬值，储奇门东川邮政局的集邮柜台将面值已经过时邮票按票面值出售给集邮爱好者，我也常常去，为了省钱，总是挑选印刷漂亮而面值低的买。那时认为最抵买的是纽约版，如面值五分、八分、十七分等又好看又便宜，但是邮局是整版整捆地卖的，大小面值搭配，不让挑选。记得那天我买这捆邮票时还和邮局那位女士相商，可否不买面值一元以上的，但不得要领，只好忍痛买下。时为一九四五年下半年，应早于十一月三十日，而不是传说的十一月三十日。最近我查过那个三十日是星期五，我正上学，不可能进城去，因为南温泉离重庆有十八公里远，一般是星期六或星期日才能进程去的。
    邮票买回来之后并没有发现什么，一直到看到报上有东北等地邮商刊登的广告，愿意以沦陷区和伪满洲国的邮票来交换重庆发行的邮票，我想写信去交换，便在一天晚上把不少成捆买来的邮票拿出来整理。那时南温泉的电灯是由隔壁一间小水电厂供电，冬季水小，电力不足，灯光昏暗。我那十几岁的妹妹也在旁边凑热闹，不断问东问西，她忽然问我：“二哥，为什么这种邮票上的人头是颠倒过来的呀？”我当实嫌她碍事，轰她走开，同时也不禁仔细察看一番，一看之下大吃一惊，果然真的一整张五十枚纽约版贰圆票，人头像都是倒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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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听说过“二元宫门倒印”是珍贵邮票。意识到自己可能无意中买到了珍品，于是马上将这版邮票好好包起，并于周末匆匆赶进城去。当时嘉陵江上还没有大桥，从南温泉坐长途汽车到海棠溪下车，过江到储奇门，最近的邮商是王劳生。我鼓着勇气请教他：孙中山像有没有倒过来印的？他看我人小，以为是开玩笑，很不耐烦地把我给打发走了。我还不死心，又跑到近望龙门的一家叫邮友邮票社去打听，这家邮票社的老板艾元俊比较重视，详细了解了票样和买到的经过，并记下了我的姓名和地址。第二天下午，他就下乡来找我了。随身带了一大包袱的邮集，问我是想换邮票，还是想卖钱。我说想换。他就打开包袱让我随意挑选。面对着这么多的花花绿绿的外国邮票和只听说过而没有见过的中国早期邮票，如大龙、小龙、慈禧万寿等等，我惊呆了，简直不知所措，赶快求助于比我打两岁的哥哥。他比我精明得多，要我沉住气，由他和艾元俊谈判。结果前后两次，以十六枚“纽约版贰圆中心倒印”和他换了几本邮集，其中包括一套大龙、一套小龙、一枚红印花（面值记不清了）以及自万寿起到新生活运动的整套纪念邮票（其中缺光复、共和两套）；外国邮票记得有苏联北极探险、苏联大建筑、德国的兴登堡头像邮票等。

   第一次交换前，我们还到南温泉照相馆先将这一整版五十枚邮票拍了一张3×4寸的照片，然后给艾元俊撕了十枚去。其后，他又把我们叫进城去，在民族路161号，广大药房见面，还带了一位说是在税务局工作的赫崇佩来。拿出一封重庆一集邮组织的信，说再要一个四方连用来展览，又说重庆集邮组织的负责人也要几张，给了他们可以帮忙宣传和提高邮票的价值。他答应一定给我“光复”、“共和”各一套，表示眼下手头上没有，找到后一定送上等等，实际上始终也没有给我这两套邮票。这次给艾元俊拿去了六枚。

   艾元俊此人邮德较差。第一次在南温泉交换时我提出交换条件是他最大只能保留四方连，应将整联撕开，他一口答应，说怕临时匆匆撕了可惜，由他回重庆后撕好给我看。第二次在重庆交换时，他将一些四方连邮票放在透明纸袋中在我面前一晃而过，但给我发现他竟用了另外的纽约版贰元票剪贴了中心头像冒充的。这个煞费苦心的花招弄得他当场十分尴尬，因为还有赫崇佩和另一个人在场。郝崇佩给我印象很深，他看来很老实，真正是一位集邮者。在艾元俊和我大哥谈话时，他悄悄地让我看他带来的邮票，告诉我上次艾元俊和我交换的邮票都是他拿出来的，而艾只给了他一枚，他想向我再要几枚，甚至一枚也行，他可以给我更多的邮票。我当时也很心动，想与他交换，但没带多余的，事后他也没再找我。
    艾元俊换走了十六枚以后，消息就传开了。我家真是门庭若市，许多人聚在我家院子里等我放学回来，每个人都带着大批邮票想与我交换，其中也包括那位王劳先生。家人不知我出了什么事，追问之下，我才说出了事情经过，结果是剩下的三十四枚全部交父亲保管，我则乖乖地背着书包上学读书。不久，我家回到了上海，此事也告一段落。

   最近，看到台湾出版的《集邮世界》杂志上刊登的有关文章，才知道后来还有那么多的故事，不过一些与我有关的，我要澄清一下。文中说我“离渝飞沪时，艾元俊特往送行，敦嘱勿将该票轻易脱手，至少须红印花小肆分的代价始可交换……”。当年重庆飞上海的机位极其紧张，我们全家是分批走的。我是一九四六年三月在送我母亲和五弟登机时，发现飞机上竟有一个空位，于是就跟着飞到了上海，连随身衣服都没带，根本不可能承艾元俊先生送行，并指点我红印花小肆分是珍贵邮票云云。

   文中还说我父亲主张将该票全部买去，用卖得的款项经商，而我则主张再用来交换邮票，父子意见相左，致触怒父亲，将自艾元俊处交换所得的高价邮票全部撕毁等等，更非事实。我家生活一直不错，父亲在上海参与经营的广大华行是美国施贵宝药厂的代理商，又开设民安保险公司等，根本无须卖邮票筹款经商。一九四六年初，上海各报曾刊载一条“上海外滩一号广大华行保险箱被贼偷去大批黄金”的大新闻，父亲即为物主之一。据说父亲曾将“纽约版贰圆中心倒印”邮票和黄金放在一起，但邮票没有被偷走。

   到了上海以后，我继续集邮，家里也一直是支持的。广大华行在纽约、香港都有分行，所有旧信封、邮包皮上的邮票，有时父亲下班给我带回来，有时我自己去取，每逢周末家中浴缸里全是我泡的旧邮票。上海北四川路邮局集邮组每逢有纪念邮票预订，我都是成百套地订，低面值加盖票更是成捆地买，从中收集到不少变体邮票。上海中央商场袁必成先生的成记邮票社每逢周末有邮票拍卖，我几乎每次都到场，尤其是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初，我家全家迁港，只留我一人在上海，家中自香港带来美钞、黄金给我作生活费，我都用来购买邮票。

   一九四九年，我家在天津重聚。在我离开天津老家去北京上学时，整理了一下全部邮票，大大小小邮集有六十多本，加上成版的中华邮政后期纪念票，大捆大捆的贬值后不通用的低面值邮票，装了大小十二箱，其中包括最早艾元俊换给我的全部邮票。“文化大革命”过后，听在天津的三弟和上海的大哥说：“邮票全部被抄家抄走了！”
现在，再回过头来说说我所知道的这五十枚“纽约版贰圆中心倒印”的下落。在重庆时只有艾元俊换走了十六枚，其余全部由我父亲带到了上海，一直由父亲掌握。听说承印邮票的美国钞票公司也曾派人到上海，找我父亲要求购回，但被他拒绝了。据我所知，他曾送了一枚给他的老朋友卢绪章先生，而听说这一枚也在“文革”中不知去向。父亲在上海时也曾卖出一些，因为一九五二年春节，这是我大学毕业前最后一个寒假，我回天津家中过年，有一天晚上全家聊起此事，父亲让我上楼到他的书架上取一本《政治经济学》下来，其中夹着剩下的邮票，大约有二十枚左右，他让我撕了一枚留作纪念。此后他将邮票带来香港。一九八一年他有病时，由我大哥及侄女陪同去几家银行的保管箱整理财物，据说已无此邮票。
    一九八零年，史丹利杰宝斯拍卖行在香港拍卖邮票，其中有一枚“纽约版贰圆中心倒印”，编号为268，我抱着领略一下曾经拥有过的东西被拍卖的心情去参加了，结果是我的六弟以五万五千港元拍到了这枚邮票，在我以两圆法币买到这枚邮票时，他尚未出生。最近，太古佳士得将于一九九二年九月三十日在香港拍卖邮票，其中有带版铭的十张相连的孙中山肖像错体票，也即“纽约版贰圆中心倒印”底价为一百五十万元。从版铭上编号32来看，正是我当年买到的五十枚中的十枚，估计是我父亲五十年代来港时带来的。不知此次花落谁家，但愿能落在华人集邮家手中。

   如今我保留的这一枚，可能是卖得对便宜的一枚。它陪伴我度过了几十年的坎坷岁月，陪我踏上征途，也伴我历尽百劫。“文革”抄家时，仅因藏在宁夏我家小土房的土墙内而幸免于难。我将珍之藏之。它使我缅怀少年时代集邮的乐趣，也使我想到我曾拥有和失去的一些，更使我想到要记住和要忘却的一切。

   一九九零年，我又从这一张邮票开始，重新集邮。

潇湘夜雨

珍邮可遇不可求啊

潇湘夜雨

回复 5# 麦国培


    麦会好把式  机会多多啊

潇湘夜雨

钱万能也是个人物啊。。。可惜是个反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