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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邮商之张包子俊与奥伦多邮票公司

 

    中国著名的集邮家,邮学家和集邮活动家张包了俊,祖籍安徽省。张包子俊的祖先本来姓“包”,后来他的“先世”过继给姓张的,遂改为姓张。1927年,北京出版的《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的会员名单上,第53号还印着“张子俊”。就是在这一年,他的父亲在旧书信中,无意间发现一件他祖母的遗嘱,说明他们家世演变的过程,说包氏也无后,命后人应以“张包”为复姓,张子俊便改为“张包子俊”,他的后代,也沿用这一奇怪的复姓,其子叫“张包钜”。 
     张包子俊是中国早期著名邮会新光邮票研究会的创始人。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便被誉为“中国集邮元老”。
    他从9岁起开始集邮,1917年又收集航空专题信封,在中国张包子俊大概是第一位专题集邮的收藏家。大约1923年左右,杭州潘光震和几位同学在自己家里组织“新光俱乐部”(简称“新光社”。张包子俊、潘光震、郑汝纯都是杭州青年会集邮组的成员,李弗如是杭州青年会的干事。不久,张包子俊、郑汝纯、李弗如也参加了新光社,并专门从事集邮活动。1925年组建“新光邮票研究会”,会址就在他家:杭州严衙弄二号。出版会刊《邮票先声》,自任主编。
    早在三十年代,张包子俊在青岛市政府任职时,便曾租用青岛邮政信箱第55号,进行通信买卖邮票,按他自己所说“其实也不过是大一点的交换而已,买卖的门槛还不够精”。(见1948年7月31日上海出版的《近代邮刊》第三卷第7期上,张包子俊写的“邮老师”一文)。那时,他只是个业余邮商。真正下海干邮商则是在上海。
    抗日战争爆发后,杭州被日军占领,张包子俊不愿为敌寇服务,未到上海。在1944年11月上海出版的《邮话》第35期上,他写有“上海邮市动态”一文,其中写道:“余于事变后来沪,见猎心喜,试为贩邮之业,合作者有张承惠、柳至川、钟韵玉诸君,阵容堪为一时之钜……不料12月8日东亚事变,余等首蒙打击,……不料十二月八日东亚事变,张柳二君相率以世去,韵玉今亦自立门户……” 
    1937年,张包子俊开办了“奥伦多邮票公司”,最初在上海沧州路206号,后迁到上海爱文义路福田邨71号。该公司主营中国邮票,由他和妹夫钟韵玉主管,外国邮票由柳至川负责,其妹张包平之协助。
    1942年6月,柳至川脱离奥伦多邮票公司,另立“东方邮票公司”。奥伦多邮票公司,由张包子俊与钟韵玉2人一直经营到抗战胜利。1945年冬,奥伦多邮票公司从上海迁到杭州,地址:杭州仁和路41号,由张包子俊一人经营。钟韵玉则曾在上海经营“上海邮人服务社”。1946年底,张包子俊正式结束了奥伦多邮票公司。在杭州经营“清泰第二旅馆”。
    张包子俊在经营奥伦多邮票公司期间,曾于1942年1月创刊《邮话》,到1946年5月停刊时,共出刊33期。
    1940年底,张包子俊,钟韵玉及徐秉鸿还曾开办过“上海邮人服务社”,门市部便在奥伦多邮票公司,函购部在上海斯德朗路四维村1号A。社址:上海慕尔鸣路220弄3号。                                                刘肇宁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9-19 22:08:58编辑过]

何剑均 4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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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上海邮商好像特别多。版主贴的这个,又让人长见识了。谢谢!

王 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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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上海是中国集邮商业最发达的城市。
何剑均 4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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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上海邮票商全国之最。
张包之俊君子也!
通信址:上海卢湾区打浦路80弄2号11A室200023,店铺址;大木桥路88号5楼21包房, 店铺电:021-64186716     农行帐号;6228480038414359877郭有达, 支付宝:guo153694@vip.citiz.net 郭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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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了,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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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包子俊先生是我国1925年冬在杭州成立的“新光邮票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生前曾任全国集邮联副会长,我认识张包子俊先生,那还是20多年前的往事。 

    1982年,我在县城百货公司华侨专柜工作,我的主要任务是为广大归国侨民和侨属提供紧俏商品的供应。那时候商品紧缺,像名烟、名酒、名牌自行车等都要凭外汇券、侨汇券购买,不象发革开放后的今天这么应有尽有,我们的货源都是江苏驻沪办事处提供。因此我经常去上海出差进货。我是一个集邮爱好者,每逢去上海,我都抽空到上海邮市或邮局看一看。有次出差的时候,这天,上海南京路一家邮局内,人员涌动,我迎面遇到一位老人问邮局营业员有没有猴年生肖邮票卖,营业员告诉他:“已经脱售了。”这位老人面容祥和,听到营业员说生肖猴票已脱销的话后,面露难色,我想老人也集邮,就对他讲:“您老也集邮?”他告诉我是受朋友之托来帮助购买的。这时,和老人起来的中年人对我介绍道:“他是张包子俊先生,是一位老集邮家。朋友委托他购买T46猴年生肖方连票,他不好拒绝,只好到邮局来看一看。”我听后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集邮家,按理说他应该到哪里都有熟人,能买到紧俏邮品才对呀,为什么却没买到呢?我想他一定是个正直之人,不愿走“后门”,才到市场上寻找的!了解到他的高尚品质,我很感动。随即,我从包里取出自已的集邮册,里面是我从家里带出来准备送给上海的一位亲友的T46生肖四方连。我用央子夹出来递到张包老先生的手中说:“送给您。”张包老先生再三推让,坚决不收。我再三递让,他终于收下了,并递给我钱,我又坚决不收,他这才住手。就这样,我们成了集邮的忘年交。 

     张包子俊先生曾寄给我一枚普通邮资片,该片是“上海市虹口区职工邮协”、“上海市职工邮协封片戳研究会”为纪念集邮家王松麟先生逝世一周年在1991913日制作,从该片中完全可以看出张包子俊老先生对老朋友的怀念。该片由张包老在1991918日从上海加贴“上海民居”、面值20分票邮寄给我。我们探讨的邮票发行问题,他在该片中回信中谈及了。通过该片,我们可以印证到当前邮票市场的状况,现在回头看一下真是回味无穷。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的审美要求和情趣也大不相同。现在有人说我当年把“猴票”四方连送给张包老是呆子行为,我就说“生不带来,死不带走,邮品早晚是别人的,只有邮识是自己的”。集邮不就是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增加友谊的桥梁吗? 

    我在生活中也遇到过很多苦恼,但我通过欣赏我所收集的邮票和邮资封片戳以及阅读集邮报刊,也找到了很多乐趣,减少了烦恼。邮友之间的交往,使我的朋友遍天下,我们国家的集邮事业也得到了大发展。集邮不分年龄老少,不分职位高低,它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催化剂。
                                                                                  来源: 中国集邮报 作者: 赵宝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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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衡夫谈张包子俊
 

   林衡夫从 1954年开始集邮,当时由于工作繁忙,基本是以购买、欣赏邮票为主,直到 1982年他有缘结识了我国的集邮泰斗张包子俊先生。在张包老的指点下,他开始研究有关邮票的各种知识。他通读了 400多万字的《新光邮刊》、《新光钱币邮刊》,并用半年多时间选编出版了《新光邮刊荟萃》。

  林衡夫曾请张包老鉴赏自己的邮票,恳请他提出批评意见。张包老详细看了他收集的新中国、清代、解放区邮票后指出,这样收集邮票范围太大,多而不精,难有大成绩。集邮首先要有一个目标,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各种条件进行选择。目标确定后,就要集中精力进行收集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有所提高,有所突破。听了张包老的一番指点,林衡夫恍然大悟,自己集邮徘徊不前的症结终于找到了。在张包老的启发下,他对自己的邮票进行了认真分析后决定,放弃收集清代邮票,也不再把新中国邮票和解放区邮票作为重点,集中主要精力和财力重点收集研究首航封,力争在这个难度很高的集邮领域做出成绩。林衡夫感慨地说:“我真正的集邮,是从认识张包子俊先生开始的。”

   常来常往,两人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林衡夫说:“张包老从不居功自傲,待人友善,非常有人情味。他从不与人争邮票,有一次买了一版生肖猴票还撕开分赠邮友。”张包子俊经常应邀到省内外学校、部队、农村去搞集邮讲座。 1990~1991年,林衡夫先后陪同张包老外出去农村、军营、矿山、学校讲课,一路上悉心照料张包老的饮食起居。 1994年 6月张包子俊先生去世后,林衡夫曾写过多篇纪念文章,缅怀张包老的业绩。林衡夫时刻记着张包老生前希望出版自己文集的夙愿,在张包老家属和张长忠的大力支持下,他将收集到的张包老邮文 87篇,编成《张包子俊集邮文选》,并承担了该书的出版费用,他还以《“六六”难忘的日子》一文代“选编”的后记,以纪念张包子俊先生。                              葛建亚 李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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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笔谈

  1993年5月13日上午10点,我国邮坛泰斗张包子俊先生在他的胞妹张包平之女士陪同下,徐步走进上海商城主展厅。这里正在举办第一届东亚运动会邮展。正在参观的邮迷看到张包老,纷纷手持纪念封片请他签名。我也顺便排队等待。

  过了一会儿,我将事先写好的纸条和自制的“上海体育馆”极限片9枚,礼貌地递给张包老。他抬起头,和蔼地看了我一眼,马上掏出眼镜戴上,待仔细读过纸条上的说明后,他不厌其烦地在9枚极限片上签了名。

  我一边收起极限片,一边示出“谢谢”的手势。就在将要告辞的一瞬间,张包子俊先生忽然拉住我的衣角,暗示我稍等。我意识到他要与我“交谈”。

  张包子俊先生写道:“先生,杭州市残疾人邮协于去年3月21日成立,而上海市残疾人邮协呢?”

  “原上海市聋哑人集邮社于1987年5月11日成立。”我接着“说”到:“现在改名为上海聋人邮苑”。

  “杭州市残疾人邮协会员现有60多人,而上海呢?”

  “现在不到百人,并邮识基础薄弱,需要请教。”我如实答道。

  “请谁来指教?”张包老提问。

  “是孙熙先生,并是我之知友。”我还将自己与孙熙先生的事“告诉”了张包老。他看罢欣然与我握手。并伸出食指在我自制的极限片上划了几下,指出食指需要改进的地方。就在这时,唐无忌先生找张包老有事,就这样,我与张包子俊先生的笔谈依依不舍地结束了。但是,张包老这样“言”传身教的爱心,永远温暖着我的心田。
                                                                                                                               朱建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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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成立之后,1994年在续三届任副会长,1994年病逝于浙江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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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衡夫从 1954年开始集邮,当时由于工作繁忙,基本是以购买、欣赏邮票为主,直到 1982年他有缘结识了我国的集邮泰斗张包子俊先生。在张包老的指点下,他开始研究有关邮票的各种知识。他通读了 400多万字的《新光邮刊》、《新光钱币邮刊》,并用半年多时间选编出版了《新光邮刊荟萃》。

  林衡夫曾请张包老鉴赏自己的邮票,恳请他提出批评意见。张包老详细看了他收集的新中国、清代、解放区邮票后指出,这样收集邮票范围太大,多而不精,难有大成绩。集邮首先要有一个目标,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各种条件进行选择。目标确定后,就要集中精力进行收集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有所提高,有所突破。听了张包老的一番指点,林衡夫恍然大悟,自己集邮徘徊不前的症结终于找到了。在张包老的启发下,他对自己的邮票进行了认真分析后决定,放弃收集清代邮票,也不再把新中国邮票和解放区邮票作为重点,集中主要精力和财力重点收集研究首航封,力争在这个难度很高的集邮领域做出成绩。林衡夫感慨地说:“我真正的集邮,是从认识张包子俊先生开始的。”

   常来常往,两人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林衡夫说:“张包老从不居功自傲,待人友善,非常有人情味。他从不与人争邮票,有一次买了一版生肖猴票还撕开分赠邮友。”张包子俊经常应邀到省内外学校、部队、农村去搞集邮讲座。 1990~1991年,林衡夫先后陪同张包老外出去农村、军营、矿山、学校讲课,一路上悉心照料张包老的饮食起居。 1994年 6月张包子俊先生去世后,林衡夫曾写过多篇纪念文章,缅怀张包老的业绩。林衡夫时刻记着张包老生前希望出版自己文集的夙愿,在张包老家属和张长忠的大力支持下,他将收集到的张包老邮文 87篇,编成《张包子俊集邮文选》,并承担了该书的出版费用,他还以《“六六”难忘的日子》一文代“选编”的后记,以纪念张包子俊先生。 葛建亚 李毅民


很有启发!
王 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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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兄准备放弃那个方向?让我捡点漏[em56][em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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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没方向。我票不多的,现在找封,上次拍到的那枚欠资封到现在还未收到。
王 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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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刚开始收集封,我这里的封都是客邮的便宜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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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从小的开始,有感觉了才放开手脚。不用急的,不像股票,买了就知道赚不赚。

本来收藏就是精神上的享受,能赚钱当然好。
我在这里还买到清朝的瓷器,民国的笔筒。都是在乡下的古玩店买的,哪里懂得真假,买回来上网查查,愈看愈象。我又不会卖出去,放在这里当摆设也蛮别致的。

王 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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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的水更深。那是要眼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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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与有买没有玩。
王 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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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围城里面的那个head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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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钻的话头会痛,放松点比较好。
王 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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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应该作为一种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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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就是酱紫地。
王 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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