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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风云的罕见东西,好像台湾有位"夜郎"先生有新的解释.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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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错了,以为是台湾期刊上,就想当然是台湾的兄弟,没有想到是东北银.他的文章很不错,有新意,但是论证不足.不过好像有位专家反对的文章,论据就更差了.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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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msgheader">QUOTE:</div><div class="msgborder"><b>以下是引用<i>卢长春</i>在2008-10-6 0:12:36的发言:</b><br/>
       
       
        <p>是台湾的林栋材先生吧?</p>
       
</div><p></p>
不记得了,只记得是个牛人.反正我没有看出他的论点有什么坚实的论据.还不如"夜郎"写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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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先生,只要是红印花的东西都有保存呀.&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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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现在发现红印花开印的时候费拉尔不在上海,不知道卢版有没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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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夜郎"先生的说法也有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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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fred在2008-10-6 8:48:14的发言:
只您一人认可.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但天下人都认可主席的手最高.在这里当然是麦主席了.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我认f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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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
以下是引用chankam在2008-10-16 14:33:05的发言:

呵呵,由于没订《集邮报》,才看到方耀成先生的文章,谢谢卢友贴上来,对于此文依次简略回复如下
1,方先生认为“要瞒着他人窃取这么多的珍罕存档邮票,是极难想象的”,其实一点也不难想象,国家邮政档案中的邮票到1930、40年代的时候已经被窃取的差不多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连一套完整的大龙都凑不齐,更不要说别的珍品了,后来拥有的是用民国时期的存档邮票从早期邮商朱世杰手中交换的,朱也因此发了一笔小财。
2,方先生认为“若私盖“小壹元”,有些色差,又何用顾虑,”不知方先生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有些色差如何向买主解释?早年时就由于欠资加盖临时中立的赝品仿造极佳,当时区分真假的主要依据就是墨色,有这个前车之鉴,又怎么能说有些色差又何妨呢?
3,方先生认为“但1940年绵嘉义已死了一年,为何还要隐瞒私下交易呢?难道“死无对证”对绵嘉义又不适用了吗?”对于这句质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不知别的邮友是怎么看这段的?绵嘉义隐瞒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别人不知道绿色加盖源自他那里,如果死了之后大家都知道是从他的邮集中冒出来,那生前还隐瞒干什么?只有一藏到底才可能将他与此事脱离干系。
4费拉尔当然有条件,可如果是他干的,为什么他的邮集从来没有出现过绿色加盖票,费拉尔得到邮品后都是大部分很快转手,交给国外邮商销售予以牟利,他本人并不集邮,虽然他也有邮集,别的都卖了,他单单留着绿色加盖干什么?而且1940年费拉尔遗集入市时既然已经有详细记录,又从何谈起另有私下交易呢?
5,邮局存档中有加盖字模,但不等于说保存时还是按上印版的时候那样绑在一起,印刷时有印版来固定位置,保存的时候靠什么让每个字模仍连在一起?分散开来(但每个单独字模还在一起)无疑更方便保存。


1)如果如陈先生所说那么容易窃取,为什么绿衣红娘样票不很早就面世呢?大家都不知道样票的珍贵? 2)对于小一圆色差都可以看出,难道手盖和机盖的区别不大吗? 3)不懂绵嘉义加盖的目的是什么,自己藏着玩? 4)费拉尔为什么就不能“死无对证”?再说费拉尔不集邮的说法成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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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chankam在2008-10-16 20:33:44的发言:

如果说红印花绿色加盖是样票,我认为必须解决两个最关键的疑问:第一,为什么费拉尔没有,他怎么可能放过这个明摆着的好处?尤其是在他连加盖在白纸上的字模印样都知道要留着卖钱的情况下,绿色加盖如果不是绵嘉义翻印的话,作为曾经整理邮政档案的绵嘉义会没看到档案中存在的这种绿色“样票”么?在华邮上著述颇丰的绵嘉义为什么在生前只字未提?第二,为什么红印花邮票之前或同时期的邮票、加盖票无一有加盖“SPECIMEN”字样者,随后发行的日本版蟠龙邮票亦无此例,而单单出现在仅有一枚而且来路可疑的绿色加盖票上。我想这两个疑问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认为红印花绿色加盖是样票就还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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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认为绿色是样票。如果是样票,为什么有些加盖“SPECIMEN”字样,有些不加盖。但是我觉得您提出是绵嘉义翻印的也证据不足。穆德麟也翻印过万寿,您为什么不认为是他翻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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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
以下是引用chankam在2008-10-16 20:33:44的发言:



重申一遍我在台湾邮史研究上文章的观点: 

如果说红印花绿色加盖是样票,我认为必须解决两个最关键的疑问:第一,为什么费拉尔没有,他怎么可能放过这个明摆着的好处?尤其是在他连加盖在白纸上的字模印样都知道要留着卖钱的情况下,绿色加盖如果不是绵嘉义翻印的话,作为曾经整理邮政档案的绵嘉义会没看到档案中存在的这种绿色“样票”么?在华邮上著述颇丰的绵嘉义为什么在生前只字未提?第二,为什么红印花邮票之前或同时期的邮票、加盖票无一有加盖“SPECIMEN”字样者,随后发行的日本版蟠龙邮票亦无此例,而单单出现在仅有一枚而且来路可疑的绿色加盖票上。我想这两个疑问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认为红印花绿色加盖是样票就还为时尚早。


 

陈先生,我觉得您提出绿色加盖不是试加盖,我赞同,但是您说是绵嘉义翻印的,我觉得证据不足。起码您给出的证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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