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 8724# williamzhang
总体说来,外国传教士在莆田的社会贡献,以倡导新式教育和发展医疗卫生为主,其中,美以美会侧重教育,圣公会侧重医疗。除此之外,他们还在莆田做了其他社会事业:一是热心慈善公益,1898年,蒲鲁士在涵江创办利百加孤儿院,后1907年更名善育堂,并数度迁址,最终落地黄石镇,收养孤儿数百名,此后,蒲鲁士又成立兴郡基督教戒烟社,鼓励烟民戒绝鸦片,“历十个月戒断人数三百九十七名”;二是推动文化交流,1893年蒲鲁士在莆田城区创建美兴印书局,并于1898年创办兴化音罗马字的《奋兴报》,后该报又增印中文、英文两种版本,内容涉及新闻、经济、教会、评论等,直到1949年才停刊,蒲鲁士还成功将莆田的“宋家香”荔枝移植美洲,并大量繁衍,当地人称“蒲氏荔枝”;三是助力水利建设,圣公会传教士华实早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获硕士学位,他来莆接任圣路加医院院长期间,曾募修木兰陂、南安陂、镇海堤等古代水利工程,并建有多座桥梁,方便邑人出行;四是救扶战乱难民,华实在莆期间,多次充当莆田地区南北军混战的调停人,并创建莆田红十字会,筹款救助陷于军阀战乱之中的平民百姓;五是发展现代工业,为了破解莆田地区旷日持久的单一的第一产业结构,蒲鲁士致力于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先后在莆创办美兴织布局、兴善汽船厂交通部注册公司、黄石面粉厂,开设义德美孚洋油栈,一方面鼓励莆田人民从事工业生产,践行实业救国,一方面也是对自己“教养兼至”理念的大胆探索。 外国传教士的有力作为固然重要,他们在莆传教的方式也同样值得我们深思。首先是严密的组织网络,在福州的新教传入莆田、仙游两县时,传教士们迅速以县城为中心向周边乡镇扩散,并设立牧区和联系点;其次是中外传教士相互配合,特别是莆田本土的传教士,常常利用亲缘关系和语言优势发展教众;最后是实业传教,蒲氏的一系列工业引进,与其时中国社会所倡导的“实业救国”理想相互吻合,既提升了效益低下的自然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商品。 但我们仍应清楚地看到,这些传教士在莆田乃至整个中国大地上的努力,还是带有极大的局限性的。他们从事诸多实践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传教,而无需洞察那个时期中国真正的症结所在,更不必为之寻求出路,因为他们本无这样的义务;而每个传教士在各自一亩三分地上的作为,与其人性格、理念和情怀上的修为息息相关,因此,莆田新教的传播与贡献,只是那些传教士个人魅力的一种映射,它带有偶然性和特异性,无法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复制;而且,新教在传播上忽视了与本土宗教的深度融合,这在拥有着鲜明文化个性的中国,是根本无法成为主流的。历史证明了,中国人民只有凭借自己的勤劳、智慧与创造,才能找到民主、自由与解放。 建国前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一度恶化,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达到顶点。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同志发表《别了,司徒雷登》,对这些见证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从受尽欺凌到自立自强的华丽转身的外国传教士们,发出了遣返的信号。数年之后,蒲星氏无奈加入了“司徒雷登们”的队伍,踏上了回国的路途—— 车马渐远,星辰渐熄,身后,是一再模糊的莆阳大地。一个多甲子的光阴,无数青春在此抛付,多少理想何其激越,这里早已是第二故乡,心中怎能不有留恋!只是从今往后,那亲切的面孔与乡音,那熟悉的山脉与河流,那倾注的血泪与汗水,那挚爱的信仰与兴化啊,却要在太平洋沸腾的潮汐中永远地上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