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邮刊》及其“全辑本”评略

《首都邮刊》及其“全辑本”评略

　　　　　　　　（代序）

　　　　　　　　　　　　　　　　　　葛建亚

　　　在中国的集邮文献史上，民国时期的集邮报刊占有重要位置。郭润康先生曾将民国时期的集邮报刊，分为抗战前（1918?1937）、抗战时（1937?1945）、胜利后（1945?1949）三个阶段。而诞生于1947年的《首都邮刊》，正是第三阶段的一份很有特色和分量的集邮月刊。

　　　　　　　　　　　　　一

　　　《首都邮刊》创刊于1947年10月10日，是首都集邮学会（南京）的会刊。首都集邮学会诞生的背景是：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于1946年5月由重庆迁回南京。南京集邮者陡增，集邮活动亦趋活跃。当年9月，曾在重庆筹办过交通部同人集邮会的赵翔云，发起筹组“中国集邮学会”（因该称谓“市社会局”不予核准，后名为“首都集邮学会”）。后因他调职上海而延宕，至1947年8月方由钱慕仑、王季庵等人接手筹备,并登报征求会员，应者颇众。经南京市社会局备案后，于1947年9月7日举行成立大会，并通过了章程，选举张枕鹤为理事长,张天松、张筱?、沈南来、钱慕仑、吴乃器、王季庵、程本正等13人为理事，并选出5名监事。聘请赵翔云、钟笑炉、赵善长为顾问。短短一年多时间，加入该会的会员达500余人。其中有南京和全国各地的不少集邮名家，如李伯鲲、禹骥良、陈复祥、吴乐园、黄建斌、孙君毅、郑汝纯、张文光、郭润康、雷润生、范兰如、杨启明、徐星瑛、史济宏、陈志川、赵人龙、蒋伯?、叶季戎、林萍湘、刘铭彝等。

　　　会以刊立，刊因会名。首都集邮学会诞生后，以出版《首都邮刊》为实现办会宗旨的平台和依托，扩大对外影响；而《首都邮刊》也因有组织、人才和学术优势的首都集邮学会作为后盾和支撑，很快蜚声邮坛。然而，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了首都集邮学会及其《首都邮刊》的特殊命运。一方面，抗战的胜利燃起邮人激情，它们在光复区应运而生，蓄势而发，并得到邮政部门的呼应和支持；另一方面，抗战后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而国民政府腐败无能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使得首都集邮学会及《首都邮刊》生不逢时。尽管《首都邮刊》质量上乘而广受邮人青睐，尽管首都集邮学会的同仁采取多项措施，应对物价飞涨造成的出版费用窘迫，但“会刊印刷纸张费用每期已逾四千万元，超溢预算甚多，虽经设法充溢基金，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首都邮刊》第二卷第六、七期），还是于1948年11月宣告停刊，不久会务也陷于停顿。

　　　《首都邮刊》为32开本，每期16~24页不等。从创刊到停刊，历时仅一年多，出版仅2卷14期（其中3期为合刊号）。然而，它却象一颗闪亮的流星划过长空，给中国邮坛留下了永恒的记忆和邮学的硕果。我这样说，并非信口开河，也非故意为如今我所在的南京这座城市“彰显邮史”，而是寻行数墨般品读了这部《〈首都邮刊〉全辑本》（印前样本）之后的有感而发。余生也晚，无缘民国，但经年累月，对民国各时期邮刊不无触目。比较而言, 《首都邮刊》在办刊理念、研究深度、文字质量、信息量和可读性等方面，都比许多有影响的邮刊更胜一筹。这不仅与编者的认真负责有关，而且得益于作者阵容的强大。文章作者中，孙君毅、郭润康、王季庵（王曼苏）、钱慕仑、沈南来、刘瑞章、沈嘉济等，都是有一定影响的集邮家。尤其是就职于江苏邮政的吴凤岗先生，不仅担任理事和编辑，而且以笔名吴乃器或乃器、?弃、弃，在1947年11月至1948年2月期间出版的4期《首都邮刊》上，发表了近20篇有分量的邮文。

　　　　　　　　　　　　二

　　　以拙之见，《首都邮刊》最显著的办刊特色，在于它始终贯彻和体现了《首都集邮学会会章》中规定的“联络集邮同好，研讨邮学并提倡集邮”的宗旨，发挥了以下三个作用：

　　　第一，“联络集邮同好”的纽带作用。从“创刊号”对首都集邮学会成立的宣传以及会内外的反聩，到对该会章程和组织机构的介绍；从对本会各种活动和会议的报道，到发表《发展本会会务刍议》等文反映会员的意见和呼声；从会费收缴、助会捐赠等信息的披露，到“会计报告表”以及新会员名址的陆续公布；从会员调剂交换邮品、会刊补遗，到更改会员通讯处等方面的资讯服务等，都及时通过会刊向会员传递，使会刊在邮会建设和运行中起到了凝聚和促进作用。读刊可知，当年首都集邮学会设有理事会、监事会，办有会员证，并建立了荣誉会员制度（每人交纳会费100万元,系普通会员的100倍），设立了发展基金，力求做到会务公开，运作规范。从中似可窥见，我国民间邮会的发展具有良好的组织传统。不妨举一小例：第二卷第二期上有一则会务“启事”，其中涉及到至今仍令办刊者烦神的“补刊”问题??“会刊一经交邮寄出，无论收到与否，恕不补寄。如若航寄或挂号，请向会员股预缴航空或挂号费用，以便照寄。”“补购本年出版之会刊，每期一万元，挂号邮费在内。”见微知著，当年首都集邮学会办会办刊的某些做法，至今仍可借鉴。

　　　第二，“研讨邮学”的平台作用。《首都邮刊》的《创刊词》中提出：“研究邮学：过去的追溯其源流；现在的记录其真实；未来的贡献其意见”。且看《首都邮刊》是发表了哪些体现“研究邮学”的三项任务的重点邮文??“过去的追溯其源流”：《我国邮会之今昔》、《国邮简史》、《六十余年来我国邮票发行简史》、《国邮史记》、《马传曰置步传曰驿质疑》、《镇江书信馆一分试样票论》、《伦敦新版票之种种齿度》、《首次欧战后德国邮资之膨胀》；“现在的记录其真实”：《中国片封年鉴》、《国币加盖邮票之统计》、《民国邮资增值与改值邮票之关系》、《红便士票在边区》、《关于红便士票改正与补充》、《邮政总局成立五十周年纪念邮票命名之由来》、《百城版发现厚薄纸》、《首都邮展观感》、《国币票组外品续有发现》、《新疆区戳之各类》、《近期明信片之探讨》；“未来的贡献其意见”：《吁请提高邮件补偿费金额》、《谨向邮政总局建议发行“陆军节”纪念邮票》、《为集邮组进一言》、《集邮组不应停售任何种窗口停售之邮票》、《对于发行纪念邮票的几个意见》。

　　　第三,“提倡集邮”的引领作用。《首都邮刊》对集邮的提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及时报道新邮发行消息、载文反映集邮者对于邮票选题和设计方面的建议，以及对邮政和集邮服务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等，当好集邮界与邮政当局沟通的桥梁，促使邮政部门切实重视集邮。其中最有分量的是第1卷第3期上署名吴乃器的长文，题为《从首都集邮组的裁并谈到美国邮政如何重视集邮??吁请邮政总局成立集邮处及恢复首都集邮组旧观念》。该文针对国内邮政服务的欠缺，介绍美国邮政对集邮的重视和支持，从而提出改进集邮服务的建议；二是倡导严谨求实的学术修养和治学态度，集中体现于《创刊词》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即“要从狭小的奥堂走向广宽的坦道，不要作茧自缚钻进牛角尖里去。要坚定意志，尊重道义，潜心进修，努力搜集，不要趁一时意气冲动而灰心，遇一事艰难拂逆而中止。要以客观的分析发挥意见，不要吹毛求疵专以谩骂讥讽为能事”。认为“这是我们应有的修养，也是每个集邮同志所抱纯正的态度”；三是传授正确的集邮方法，如《闲话变体》的短文，既谈了变体邮票的趣味、邮人追逐的心理，也分析了变体产生的原因，并介绍作者自己的搜集情况。《以有易无》一文，分析了邮票互通有无的途径和方法；四是倡导健康的集邮道德，如《闲话集邮道德》、《集邮杂感》等文，阐明邮友交往和邮品交换过程中应讲究道德和信誉。

　　　　　　　　　　　　　　　　　三

　　　岁更序变，光阴荏苒，66年过去了。当年印量有限，如今罕有存世的《首都邮刊》，将以一种“脱胎不换骨”的新面貌重现于世。它便是王建平集邮图书工作室影印和整编民国集邮文献的最新成果??《〈首都邮刊〉全辑本》。

　　　对于邮坛来说，这是一个福音。因为对《〈首都邮刊〉全辑本》的研读，对于我们了解研究民国邮票史、集邮史以及民国后期的邮政服务，尤其是考察当年首都集邮学会的状况，都有一定作用。同时，我们可从中汲取和借鉴《首都邮刊》办刊和编辑工作的经验。

　　　《〈首都邮刊〉全辑本》的推出，经过了辑集、影印和整编三个环节，这倾注了王建平先生的诸多心力。辑集意味着拥有，它是影印和整编的前提。但对全套《首都邮刊》的搜集和拥有并非易事，光有银两未必能如愿，而王建平先生做到了。在此基础上，他从“全辑本”的效果出发，按照自己的构思，认真完成了影印与整编的各道“工序”。对此，他在书前的《影印与整编说明》中作了八点说明，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保留原有版式的前提下，经过技术性处理，再现《首都邮刊》的面貌，包括对原件进行高清扫描和处理，通过替换方式提高刊图的清晰度，纠正处置文、图和标点之误和其他页面瑕疵等；另一方面，着眼于方便和满足读者检索和阅读的需要，遵循文献集邮“整编”的要求，按卷（期）编纂“全辑本”总目录，并收入与首都集邮学会相关的和介绍《首都邮刊》的文献资料。

　　　《〈首都邮刊〉全辑本》即将付梓，王建平先生预留页面“逼”我写序，却之不恭，推开冗务，客观上倒成就了一次学习机会。闭门品读，有所感悟，不揣浅陋，写出以上文字，谓之“评略”。阅历和水平所限，欠当之处，在所难免，祈求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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