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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型和他的学生徐企(起)文


1913年5月寄孙寅宾_副本.jpg



这是民国二年——1913530日,顾型(字绍衣)从上海寄往无锡石塘湾的明信片,可惜掉票了。落地戳很清晰:“江苏
石塘湾
二年
五月
卅”。这无疑是个少见的小地名戳,今天即便在无锡,90后对此都陌生了。但在清末,石塘湾在无锡地区而言,那是了不得的。石塘湾,古称孟里。孟里孙氏在当时是无锡地区赫赫有名的世家大族,与荡口华氏(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华太师一族),是无锡、金匮两县两家最大的地主,人称“北孙南华”。孙氏“烈”字辈与“圻”字辈两代人,在民国初年热衷于地方事务,兴办实业,风云一时。

正因如此,这石塘湾当年可是繁华一时。1908年,沪宁铁路第一段通车,就设了石塘湾站,至今可是百年老站了(现在改为货站了)。从此信上这个罕见的邮戳分析,国家邮政在此开办业务应该也不晚。

收信的就是孙家的人,孙寅宾。从前一年寄给孙寅宾的另一封分析,他当时应该还在无锡大名鼎鼎的东林学堂(前身东林书院)任教。

无论是寄信的顾型,还是收信的孙寅宾,都是无锡的钱钟书一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19526—8月,在华中大学思想改造运动开始时所写的检讨中,有这样一段记述:“(1904年)我姊丈曹仁化约我组织理科研究会,纠合同志四十人,每人出会费四十元,买仪器,请讲师。华实孚先生讲物理和化学;顾绍衣先生(中国最早研究飞机制造之一人,民国元年《东方》杂志登载先生飞机论文许多篇)讲动植矿物和地质学;皆吾乡老理化会员。”而孙寅宾的祖父孙显烈和钱钟书的奶奶是堂兄妹。无锡晚清民初的几大世家,多有联姻,关系错综复杂。


1913年5月寄孙寅宾2_副本.jpg




顾型在这张落款为“五月卅日”的明信片中,告知了孙寅宾刚刚在上海滩发生的一件大事:沪地时有二次革命之留言,至於昨夜乃竟演为事实。革(命)党谋先取制造局,先既游说陈督,以及其他机关。陈等皆佯许,而暗为准备。昨夜十一时许,,风雨至大,革党果至彼处。预约传炮三声为陈督()已杀之信号,局中伪应之,首领徐起(企)文等以为真,遂直入局门,因此被执。同党七八十人于此时稍稍冲突即散。局兵死二人,彼党无一杀死皆被执之。徐起(企)文年仅廿余岁,三年前在上海工业学校为学生,仆曾教过一年,不意其作此勾当也!”

此信中顾型说到的革命党首领徐企文,可是近代中国工运史上的开山之祖。由于要突出后来党的领导,先前的这些人物以及历史,都被刻意淡化了。辛亥前夕,中国产业工人总数超过150万,集中于上海、天津、青岛、武汉等地,和铁路、矿山、航运、纺织、造船五大行业。集中,就容易鼓动。辛亥革命后,现代工会组织萌芽出现。 1912122日,工人徐企文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工党。

工党是一个真正的工人组织。从它的组织成分来说,组织者徐企文系工人出身,他从小衣食自谋,妻子也以手工度日。工党的基本群众是机器工人和工场手工工人。中华民国工党规定
“凡工界同志年在十六岁以上,能自营生计者,不分穷富、男女、宗教、均得入党”。总部在上海,各省设支部。未及半载,支部已达70余处。其中由龙璋领导的湖南支部和唐山支部势力最大。《新青年》记载,唐山各厂工人大多入党。

1913年初工党在南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号称党员达1640多万人。总部规划开办工人储蓄银行;组织劳资协商;在上海开工党铁厂,吸纳罢工失业工人上岗;支持工界参政,主持国会上提交关于工界议案;开办工人补习所、工人医院,免费发药;每周日集合各行业工人开会演讲。


在这封信中,我们第一次知道中国这位工党领袖,如此年轻,死时不过二十多岁。“徐起(企)文年仅廿余岁,三年前在上海工业学校为学生,仆曾教过一年。”1910年前后,他还是顾型的学生。

1913年“二次革命”前夜,徐企文等已经看到“时局艰难,刻下岁称共和,实与专制无异”。 1913年3月,“宋案”发生后,南北矛盾公开化,且愈演愈烈。值此民主共和生死存亡之时,中华民国工党决定发动武装起义。5月28日夜一时左右,徐企文乘大雨磅礴,手持“中华民国国民军”长方白旗,以“巩固共和,声讨民贼”为号召,率领工人向江南制造局发起进攻。但在此时,陈其美已经预先得知起义消息, 竟然秘密将此消息告知了制造局总理陈洛书,使其预为严防;陈其美还要求制造局官兵万勿参与其事。结果起义失败,

徐企文被俘,解送北京,68日牺牲。起义失败后,中华民国工党基本解体。


所谓二次革命,从小教科书上就是以正面的形象描述孙中山的,称其是反对袁世凯独裁的一次失败的革命。近来,随着那一段史料的不断披露,连宋教仁是不是袁世凯暗杀的,都不那么可信了。而二次革命前,无论是上海的陈其美,还是南京的黄兴,原先都是主张在法律框架内反袁,并不主张诉诸武力的。原因是天下初定,民心思安——这从顾型本人在信中的态度就能看出来,他对“二次革命”和徐企文的起义是持否定态度的(不意其作此勾当也!”)。曾为沪军都督的陈其美,对徐企文等的做法面上搪塞,实际上却是反对的,事发还将徐企文等押之北京处死。1913年,民国二年,武力推翻第一任民国总统袁世凯,在当时既不合法也不顺应民意,从双方实力上讲更是相差悬殊。然而,孙中山最终还是一意孤行选择了“二次革命”。1913年的上海,身处历史漩涡之中的顾型,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他们期待追求的共和,仅仅两年不到,就又将陷入血风腥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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