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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客發表者:夏大緯老師,中國郵史會第913號會員,著作有『大清及民國郵政片封簡郵史』、『百年郵史郵話~第1、2、3輯』、『臺灣郵史郵話~第1、2、3輯』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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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光復後第一本「民國」儲金簿    ---    夏大緯


                臺灣光復初期日據時所使用的郵品,因一時無法立即取代而續用,直到替代或正式郵品陸續印製完成後才逐漸取代,而儲金簿的印製因頁數較多、無法用加蓋方式來替代等因素較為複雜,另最主要的原因則是根據台灣總督府各年統計書,至昭和19年(民國33年)年底,當時臺灣郵政儲金結存户數共有2.699.839户,數量可謂相當龐大,就算是正式的儲金簿印製完成,也無法立即更換取代,而是採取逐步換發的方式來陸續更換,且臺灣光復初期的儲金業務,由於受日本於民國34年8月15日投降影響的關係,出現提多存少的情況,到35年初由於當局對於金融措施之規定,郵政儲金業績乃逐漸開始大幅回升,雖然如此但當時營業收支情況兩者差距頗大呈現虧損甚多的情況,開支端賴上級補助滙寄來台或向銀行借債以資維持,但還是努力持續維持業務正常運作,直至38年6月15日實施新的郵資費率及38年底員工資遣工作告一段落後,業務收支情況才逐漸改善,可見光復初期的郵政運作歷經許多不為人知的波折及艱困,才得以一步步的安然走過此段歷史歲月。

而日據臺灣時期原僅臺北貯金管理所一處,昭和19年(民國33年)10月25日台灣總督長谷川清發布告示,從翌年1月1日起,設置臺南貯金管理所,並依行政區域劃分南北兩管理所管轄儲金帳户範圍,到民國35年5月5日臺灣郵電管理局成立後,雖暫用舊制但因日據時期的儲金制度,雖簡便但管理欠嚴密易致流弊,且和大陸的儲金制度不同,因此雖暫行舊制但到臺灣郵電管理局成立後,開始採取權宜措施,陸續逐步加以改革,較重要的如:A、「普通儲金」改名為「存簿儲金」,B、經辦局於每次儲金存提,必須經辦員二人蓋章証明,C、日據儲金簿原僅有存提款兩欄,新加規定在簿上添註結餘一欄等措施,且除將「貯金管理所」正名為「儲金管理所」外,一方面對日籍人員陸續解除徵用分批遣送,由國人擔任儲金管理所代理主管職務,另一方面也逐漸變更改良儲金辦法跟大陸方式相同,另臺灣郵電管理局成立後,遴派幹員分赴15處普通郵電局擔任視察職務,駐局實地視察期間三個月,至35年7月30日視察期間結束,隨將各局視察分別派任為各該局代理局長,並於8月6日在台北郵局會議室辦理新舊任局長交接,其他156處特定郵電局,也在日僑陸續解除徵用遣返後,由各郵電局派資深之國籍郵電從業人員先後接任代理局長職務,至35年底全部接管完畢,郵電管理局於36年1月4日發布局諭,公布此156處特定郵電局代理局長姓名及資格,此為臺灣光復後各地郵局的第一任局長。

到36年4月1日起將南北兩儲金管理所予以合併改組,儲金業務的重心改為「管理局儲金科」,並自36年6月1日起,以本國儲金簿開辦「存簿儲金」,且附發「存簿儲金辦事簡則」一種及圖式等,其相關重點如下:A、新「存簿儲金」開辦後,舊存簿儲金仍恢復日式原名為「普通儲金」,存簿儲金和普通儲金的存提款分別列帳,B、6月1日起無論新開户、補發副本或請領續本,均由經辦局將存簿儲金簿直接發給公眾,C、新存簿儲金簿上,不再標誌經辦儲金局之記號,改為直接記載局名,但存提款單、帳號之前加註一個「P」字,D、停止「普通儲金」新立帳户,亦不再受理舊帳户續存,凡以舊式存簿(日式貯金通帳)到局續存儲金者,應先按給息終止辦法結清,改立新「存簿儲金」帳户,其以舊簿辦理提款者,於支付提款後,將餘額改立新帳户,E、儲户欲在立帳局以外郵電局存提款者,依「通儲」規定辦理。由上項的綜合介紹可得知從日據臺灣末期到光復初期,相關儲金業務的運作及逐漸演變改進的過程,並因而得知自民國36年6月1日正式開始,凡是到郵局辦理存或提款,即採取舊換新的方式,逐步自然更換舊式儲金簿(日式貯金通帳),直至全部舊式儲金簿換完為止,此段交替更換時間相信因户數甚多、且無法強迫更換,因此可能更換完成的時間會拖延甚久,不知最晚更換的時間大概到何時?或是否有規定最後兌換期限到何時結止?似乎未見相關記載及報導,還待郵友們共同來查証及解答。


而由民國36年6月1日正式開始使用,並取代日據儲金簿的第一本「民國」儲金簿,為中華民國國徽圖儲金簿(圖1),該本儲金簿正面左下角印有「台,36.1.1/100.000」版式及數量(圖2)好方便辨認,此中華民國國徽圖儲金簿,乃是沿用之前民國時期的中華民國國徽圖儲金簿(圖3),差别在於儲金簿正面左下角印製的「31.v.30/100.000」版式及數量(圖4)没有「台」字,如此可得知(圖1、2)的儲金簿,乃是特别針對臺灣而特别印製的,初期也只印製拾萬本數量並不多,如此才能在民國36年6月1日正式開始使用,並逐步換發取代日據舊儲金簿。




(圖5)為第一本「民國」儲金簿,其內頁第一、二頁印製的「郵政儲金(存簿儲金)簡章」第三項,可見紅色文字註明還是以「國幣」做為幣值,此是沿用之前印製的民國儲金簿其內文字没有改變,第三、四頁則可見銷有臺灣、36.7.26日、沙鹿(儲滙)戳,及「沙鹿郵電局」長條章、2枚私章(其下一枚私章為陳清枝印,陳清枝即為沙鹿郵電局,36年1月4日發布局諭的第一任局長,圖6),該本儲金簿的使用日期,距離36年6月1日正式開始使用較近,算是見証了一段歷史及郵史的改變,且其各項做法也均符合上項所公佈的重點改變,另其左上角總號「025803」前也確是有加註一個「P」字,同樣符合上項C點的描述及記載,根據曹潛先生所著「中華郵政史臺灣編」書內記載,至37年3月底存簿儲金(即新的民國儲金簿)只共開辦了16437户而己,而舊式日式普通儲金還有1.912.114户,可見比率相差之大,初期即換發新的第一本「民國」儲金簿者可見罕少。


(圖7)為第一本「民國」儲金簿,第三、四頁則可見銷有臺灣、37.8.17日、梧棲(儲滙)戳,及「梧棲郵電局」長條章、2枚私章(其上一枚私章為陳再傳印,陳再傳即為梧棲郵電局,36年1月4日發布局諭的第一任局長),另其左上角總號「025624」前也確是有加註一個「P」字,(圖8)為其內頁存提註明情況,相當清楚按照規定並有二人蓋章。


(圖9)為第一本「民國」儲金簿,其內頁第一、二頁印製的「郵政儲金(存簿儲金)簡章」第三項,原紅色文字註明「國幣」幣值處,在「國」處用藍色加蓋「台」字改成「台幣」字樣(民國38年6月15日舊臺幣改制為新臺幣,此處所指台幣為新台幣),第三、四頁則可見銷有台灣、四十年七月三日、南投(儲滙)戳,及「南投郵局」長條章(民國38年4月1日起,郵電改為分辦合設,各自分别成立臺灣郵政、電信兩管理局於臺北,因此該長條章也僅見「南投郵局」字樣,而非之前的「南投郵電局」,均忠實的反映出此段歴史改變)、2枚私章(由私章也可得知,36年1月4日發布局諭的第一任南投局長,在民國40年時己更換了,圖10),另其左上角總號「054851」前也確是有加註一個「P」字,至民國40年時更換此種新的,第一本「民國」儲金簿者應己大幅增加。


(圖11)為第一本「民國」儲金簿,其內頁第一、二頁印製的「郵政儲金(存簿儲金)簡章」第三項,原紅色文字註明「國幣」幣值處,維持不動没有改變,第三、四頁則可見銷有台北、四一年一月十四日、三支(儲滙)戳,及「臺北三支局」長條章、1枚私章,另其左上角總號「005870」前也確是有加註一個「P」字,另由其正式開始使用的內頁第一次,可得知第一次使用處印刷註明「上頁移來」字樣(圖12),可得知該人使用儲金簿可能較頻繁,之前可能很早即己更換新的第一本「民國」儲金簿,後用完更換延續之前使用,此為第二本「民國」儲金簿,另由該本儲金簿的使用,也意外得知該版儲金簿如要詳分,其正式使用的內頁、第一次使用處有印刷註明「上頁移來」字樣者,和未印有此字樣者,詳分可再分為2種版式不同,如此該版式雖註明印刷數量為拾萬本,但詳分有2種不同版式,如此數量就更為少了,但相信以初更換未印「上頁移來」字樣版式者數量會較多,而印有「上頁移來」字樣版式者應少甚多,因為會很快就使用完一本儲金簿,而必須再換一本新儲金簿者,此種到底還算是少數的例外。


(圖13)為第一本「民國」儲金簿,其內頁第一、二頁印製的「郵政儲金(存簿儲金)簡章」第三項,原紅色文字註明「國幣」幣值處,在該處用藍色加蓋「新臺幣」三字改成「新臺幣」字樣,第三、四頁則可見銷有臺灣、41.2.20日、新埔(儲滙)戳,及「新埔郵局」長條章、、1枚私章(圖14),另其左上角總號「57882」前也確是有加註一個「P」字,至民國40年後更換此種新的,第一本「民國」儲金簿者應己大幅增加。


(圖15)為第一本「民國」儲金簿,其內頁第一、二頁印製的「郵政儲金(存簿儲金)簡章」第三項,原紅色文字註明「國幣」幣值處,在「國」處用藍色加蓋「台」字改成「台幣」字樣,第三、四頁則可見銷有台灣、四三年七月三十日、清水(儲滙)戳,及「清水郵局儲金XX章」長條章、2枚經辦員及局長私章(圖16),另其左上角總號「056470」前也確是有加註一個「P」字,至民國40年後更換此種新的,第一本「民國」儲金簿者應己大幅增加。


(圖17)為第一本「民國」儲金簿,其內頁第一、二頁印製的「郵政儲金(存簿儲金)簡章」第三項,原紅色文字註明「國幣」幣值處,維持不動没有改變,第三、四頁則可見銷有台北、四四年九月十七日、十三支(儲滙)戳,及「臺北第十三支局儲金XX章」、1枚私章,另其左上角總號「039850」前也確是有加註一個「P」字,另由其正式開始使用的內頁存提註明情況(圖18),其第一次使用處並未印刷註明「上頁移來」字樣,可見該本屬較多數量版式那一型。


(圖19)為第一本「民國」儲金簿,其內頁第一、二頁印製的「郵政儲金(存簿儲金)簡章」第三項,原紅色文字註明「國幣」幣值處,在該處下方用藍色加蓋「新台幣」三字改成「新台幣」字樣,第三、四頁則可見銷有台北、四五年四月十日、五支(儲滙)戳,及「臺北第五支局儲金XX章」、1枚私章(圖20),另其左上角總號「021640」前也確是有加註一個「P」字,另由其正式開始使用的內頁第一次,可得知第一次使用處印刷註明「上頁移來」字樣(圖21),可得知該人使用儲金簿可能較頻繁,之前可能很早即己更換新的第一本「民國」儲金簿,後用完更換延續之前使用,此為第二本「民國」儲金簿,另由該本儲金簿其正式開始使用的內頁存提註明情況,其第一次使用處印刷註明「上頁移來」字樣,可得知即是屬較少數量版式那一型。



由上項的介紹除得知第一本「民國」儲金簿,如詳分有2種版式不同外,個人收集到的使用年份日期,由民國36.7.26日至45.4.10日,是否有更晚日期還在更換及使用此種第一本「民國」儲金簿?且由其上項介紹的儲金簿總號,最多只到達「57882」號?是否有更大數字或超過此數字者存世?另該本儲金簿的使用,適逢由舊台幣改制為新台幣、郵電局改為郵局、各局第一任局長、存提款項的措施改變等,均見証及忠實的反映出此段歴史、郵史的改變,而日據時期的儲金簿有一家多人均辦儲金簿,但是僅由一人代表使用或僅開户只低額存款一次後,就未再使用的情況均有,此點跟當時日方鼓勵儲蓄及開户,機關、學校等工作人員、學生或眷屬,可能因配合政策或不得不参加等各種情況而辦儲金簿,因此日據時期其儲金簿户數雖多,但扣除上項原因之後,真正儲金簿户數還會減少相當多數量,而真正悠關且影響最大的因素,個人認為是在日本戰敗後、台灣光復前後,國人躭心儲金簿內的存款會有影響,出現大量提領、結清、只留低額存款等情況,因此儲金簿內真正還留有甚多餘額、且至民國36.6.1日還繼續使用者,才得以更換第一本「民國」儲金簿,而之前結清、或只留低額存款者等,則大多己不會再去更換第一本「民國」儲金簿了,因此該版儲金簿雖印製拾萬本,但至民國45年時(個人所收集到的實物)真正更換此種儲金簿者,應該數量還是不多,而時隔至今己有60年時間,不論是拍賣或郵商處均極為少見,同樣可驗証其確是少見及存世不多。


参考資料:曹潛先生所著「中華郵政史臺灣編」


                                             2010.7.10日完稿



該篇郵文原刊登於中華郵聯會刊第14期(2010.8.28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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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改名換姓」    ---    夏大緯


                張明富先生~「日治時期台灣郵政史」部落格內,曾發表了一篇「改名換姓」一文,談及【二戰後期,臺灣總督府推動「皇民化運動」,要求台灣人說國語〈日語〉、穿和服。昭和15年〈1940年〉2月11日,公佈更改姓名辦法,推動廢漢姓改日本姓名的運動。為鼓勵台灣人改名,也給予種種好處,規定台灣人改名後,在物資配給與日本人相同。昭和15年〈1940年〉12月31日,吳元參任職於台南盲啞學校,寄給朋友的賀年明信片,說明全家人改名(圖1、2),吳改為「後藤元三」,妻子招治改為「志保子」。戰後,吳元參於民國35年〈1946年〉6月至民國39年〈1950年〉5月,任台南盲啞學校校長。】。

個人近日整理舊藏日據時期儲金簿,發現儲金簿上也同樣忠實的反映出此段史實,現一併介紹給郵友参考。

(圖3)為綠色、內6頁、65次儲金簿,尺寸大小為78×185mm,原簿所管為「臺灣總督府交通局」,大日本帝國政府內閣印刷局製造,姓名處原記載為「詹啟生」後更改為「上原廣義」,由儲金簿內頁第1頁「印鑑」欄,可得知更改姓名後該處銷有「台湾‧汐止、昭和17.3.25日」戳,即是儲金簿更改姓名的日期(圖4),該本儲金簿第1次使用時銷檢閱、昭和5.1.20日、臺灣小圓戳,後持續使用銷多枚台湾‧汐止戳,最後一次使用的日期為汐止、民國34.11.6日。

(圖5)同上,改為內閣印刷局製造,姓名處原記載為「鄭丁添」後更改為「國定伸添」,由儲金簿內頁第1頁「印鑑」欄,可得知更改姓名後該處銷有「台湾‧竹南、昭和17.5.5日」戳,即是儲金簿更改姓名的日期(圖6),該本儲金簿第1次使用時銷檢閱、昭和10.9.28日、臺灣小圓戳,後持續使用銷多枚台湾‧頭分及竹南戳,最後一次使用的日期為竹南、昭和20.8.11日。

(圖7)同上,姓名處原記載為「黄綠松」後更改為「松良吉隆」,由儲金簿內頁第1頁「印鑑」欄,記載註明「代印者陳阿和」,更改姓名後該處銷有「頭分、昭和20.4.14日」戳,即是儲金簿更改姓名的日期(圖8),該本儲金簿第1次使用時銷檢閱、昭和15.12.23日、台湾小圓戳,後持續使用銷多枚台湾‧竹南戳,最後一次使用的日期為檢閱、昭和20.10.23日、台湾小圓戳。

(圖9)同上,姓名處原記載為「謝氏愛鶯」後更改為「春日綾子」,儲金簿內頁第1頁「印鑑」欄,記載註明「代印者學校長」並有「桃園國民學校長之印」(圖10),該本儲金簿第1次使用時銷檢閱、昭和16.10.21日、台湾小圓戳,後持續使用銷多枚台湾‧桃園戳,最後一次使用的日期為桃園、昭和20.12.12日戳。

(圖11)為紅色、4折式、28次儲金簿,尺寸大小為76×186mm,原簿所管為「臺灣總督府交通局」,內閣印刷局製造,姓名處原記載為「李ケイコ」後更改為「吉富桂子」,由儲金簿內頁第1頁「印鑑」欄,可得知更改姓名後該處銷有「台北下奎府町、昭和19.4.18日」戳,即是儲金簿更改姓名的日期(圖12),該本儲金簿第1次使用時銷台北下奎府町、昭和17.3.25日戳,後持續使用銷多枚台北下奎府町戳,最後一次使用的日期為台北下奎府町、昭和20.3.1日戳。

(圖13)同上,姓名處原記載為「蕭奕寬」後更改為「中山武雄」,由儲金簿內頁第1頁「印鑑」欄,原記載註明「代印者蕭國顯、社頭公學校長」,後又更改為「中山文平」,再度更改後該處銷有「社頭、昭和19.3.26日」戳,即是儲金簿最後更改姓名的日期(圖14),該本儲金簿第1次使用時銷台湾‧社頭、昭和13.5.30日戳,後持續使用銷多枚台湾‧社頭戳,最後一次使用的日期為社頭、昭和20.9.12日戳。

(圖15)同上,姓名處原記載為「蕭奕厚」後更改為「中山政雄」,由儲金簿內頁第1頁「印鑑」欄,原記載註明「代印者蕭國顯」,後又更改為「中山文平」,再度更改後該處銷有「社頭、昭和19.3.26日」戳,即是儲金簿最後更改姓名的日期(圖16),該本儲金簿第1次使用時銷台湾‧社頭、昭和17.6.25日戳,後持續使用銷多枚台湾‧社頭戳,最後一次使用的日期為社頭、昭和20.9.12日戳。

(圖17)同上,姓名處原記載為「蕭奕信」後更改為「中山益雄」,由儲金簿內頁第1頁「印鑑」欄,原記載註明「代印者蕭國顯」,後又更改為「中山文平」,再度更改後該處銷有「社頭、昭和19.3.26日」戳,即是儲金簿最後更改姓名的日期(圖18),該本儲金簿第1次使用時銷台湾‧社頭、昭和13.2.2日戳,後持續使用銷多枚台湾‧社頭戳,最後一次使用的日期為社頭、昭和20.9.12日戳。

(圖13至18)由上項介紹來看,此三本儲金簿登記的所有人應為三兄弟,均在昭和19.3.26日當天同時更改姓名,並同在昭和20.9.12日當天最後一次使用,而實際使用人由儲金簿內頁「印鑑」欄來看,為蕭國顯(可能為該三兄弟的父親,蕭國顯似乎同樣改名為「中山文平」)。

(圖19)為紅色大型、4折式、44次儲金簿,尺寸大小為105×170mm,原簿所管為「臺灣總督府交通局」,內閣印刷局製造,姓名處原記載為「李朝魁」後更改為「篠原健次」,再改為「李朝魁」,由儲金簿內頁第1頁「印鑑」欄,原記載註明「代印者李匏」,更改姓名後該處依序銷有「竹山、昭和19.11.18日,昭和19.11.19日及昭和20.10.16日」戳,此即是儲金簿更改姓名的日期(圖20),該本儲金簿第1次使用時銷台灣‧竹山、昭和18.5.10日戳,最後一次使用的日期為竹山、昭和19.10.21日戳,由該本儲金簿可得知李朝魁先改為篠原健次,日本戰敗後台灣即將光復,隨即在光復前昭和20.10.16日,再改恢復原先李朝魁姓名。

(圖21)為紅色大型、4折式、44次儲金簿,尺寸大小為105×170mm,原簿所管改為「臺北貯金管理所」,內閣印刷局製造,姓名處原記載為「森尾朝廷」後更改為「林朝廷」,由儲金簿內頁第1頁「印鑑」欄,可得知更改姓名後該處銷有「二林、民國34.12.4日」戳,即是儲金簿更改姓名的日期(圖22),該本儲金簿第1次使用時銷二林、昭和19.5.2日戳,後持續使用銷多枚二林戳,最後一次使用的日期為二林、昭和20.7.29日戳,由該本儲金簿則可得知森尾朝廷,在台灣光復後民國34.12.4日,恢復原先林朝廷姓名。

(圖23)為紅色大型、4折式、44次儲金簿,尺寸大小為105×170mm,原簿所管改為「臺北貯金管理所」,內閣印刷局製造,姓名處原記載為「張水景」後更改為「竹崎正治」,再改為「張水景」,由儲金簿內頁第1頁「印鑑」欄,更改姓名後該處依序銷有「和美、昭和20.1.12日及彰化、昭和20.9.25日」戳,此即是儲金簿更改姓名的日期(圖24),該本儲金簿第1次使用時銷檢閱、昭和18.5.24日、台灣小圓戳,最後一次使用的日期為彰化、昭和20.9.25日戳,由該本儲金簿可得知張水景先改為竹崎正治,日本戰敗後台灣即將光復,隨即在光復前昭和20.9.25日,再改恢復原先張水景姓名。


由上項介紹可得知在當時確是有人改名換姓,並隨即在日本戰敗後台灣光復前後,再改恢復原先姓名,事實情况為何個人僅藉由儲金簿,記錄還原此段史實,也証明除片封簡之外,一些早期百姓使用最多、最頻繁的物品(如儲金簿等),同樣可忠實記錄及反映出許多史實。


参考資料﹕張明富先生~日治時期台灣郵政史內「改名換姓」一文


                                              2010.7.7日完稿



該篇郵文原刊登於東方郵報第307期內(2010.8.18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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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儲金簿上加貼的宣傳貼紙及加蓋戳記    ---    夏大緯


              郵友聚會時,有郵友拿出剛得標的郵品檢視,發現其得標品中有一件為日據儲金簿,開玩笑跟該郵友說「打對台哦!搶標我要的郵品。」,之前所知該郵友並不收集儲金簿,詢問為何會高價投標該本儲金簿,告知其正面處加貼了一張宣傳貼紙並銷有一個特戳,正是其收藏範圍及他要找的,此類加貼有宣傳貼紙的儲金簿確是較為少見,個人在收集日據儲金簿過程時也會特别多加注意,盡量如有遇見都會網羅收入,可見吾道不孤遇見同好相當高興,告知個人也有收集一些、之前即曾想為文介紹但確一直未動筆,難得遇見知音同好,返家後決定盡速公諸同好共享之。


(圖1)為綠色、內6頁、65次儲金簿,尺寸大小為78×185mm,原簿所管為「臺灣總督府交通局」,內閣印刷局製造,封面左中處加貼「愛國貯金」貼紙,該本儲金簿第一次使用時銷台灣總督府、昭和16.5.22日、交通局戳,後持續使用銷多個台中戳,第15及第16次銷台中敷島町昭和17年戳(圖2)。


(圖3)同上,封面左中處加貼「銃後の貯金」貼紙,該本儲金簿第一次使用時銷檢閱、昭和16.3.18日、台湾小圓戳,第2次使用銷台中、昭和16.4.30日戳(圖4)。


(圖5)同上,封面左上處加貼「大詔奉戴貯金」貼紙,該本儲金簿第一次使用時銷檢閱、昭和16.5.26日、台湾小圓戳,後持續使用銷多個新竹戳(圖6)。


(圖7)同上,但原簿所管原為「臺灣總督府交通局」,後劃線改為「臺北貯金管理所」,封面左中處加貼「銃後の貯金」貼紙,該本儲金簿第一次使用時銷檢閱、昭和17.2.13日、台湾小圓戳,後持續使用銷多個台湾‧潭子戳,第24次使用時改為潭子、昭和19.1.6日戳(圖8),後持續使用到昭和20.10.3日。


(圖9)同上,封面左上處加貼「大詔奉戴貯金」貼紙,該本儲金簿第一次使用時銷新竹、昭和17.6.24日戳,後持續使用銷多個新竹戳(圖10),後持續使用到昭和20.9.12日。


(圖11)為紅色、4折式、28次儲金簿,尺寸大小為76×186mm,原簿所管為「臺灣總督府交通局」,內閣印刷局製造,封面左中處加貼「紀元二千六百年記念」貼紙,該本儲金簿第一次使用時銷台湾‧豊原、昭和15.3.25日戳,第3次使用銷台湾‧東勢、昭和18.5.24日戳(圖12)。


(圖13)同上,封面左中處加貼「銃後の貯金」貼紙,該本儲金簿第一次使用時銷台湾‧苑裡、昭和13.8.20日戳,後持續使用銷同樣台湾‧苑裡戳(圖14)。


(圖15)為紅色大型、4折式、44次儲金簿,尺寸大小為105×170mm,原簿所管為「臺灣總督府交通局」,內閣印刷局製造,封面左中處加貼「銃後の貯金」貼紙,該本儲金簿第一次使用時銷台湾‧竹山、昭和17.12.15日戳,第10次使用時改為竹山、昭和18.10.4日戳(圖16),後持續使用到昭和19.8.12日。


(圖17)同上,封面左中處加貼「大詔奉戴貯金」貼紙,該本儲金簿第一次使用時銷台湾‧竹山、昭和17.12.8日戳(圖18)。


(圖19)同上,但原簿所管原為「臺灣總督府交通局」,後劃線改為「臺北貯金管理所」,封面左上處加貼「大詔奉戴貯金」貼紙,該本儲金簿第一次使用時銷台湾‧銅鑼、昭和17.12.8日戳,第4次使用時改為銅鑼、昭和19.1.8日戳(圖20)。


(圖21)同上,但原簿所管改為「臺北貯金管理所」,封面左中處加貼「銃後の貯金」貼紙,該本儲金簿第一次使用時銷檢閱、昭和19.2.23日、台湾小圓戳,後持續使用銷多個麻豆戳(圖22)。


(圖23)同上,封面左上處加貼「大詔奉戴貯金」貼紙,該本儲金簿第一次使用時銷台湾‧三峽、昭和18.7.13日戳,儲金的金額註明為「切手」較為特殊(圖24),另該本儲金簿還保留原始儲金簿封套更是難得(圖25),有收集日據儲金簿的郵友,相信都知道儲金簿的封套,較儲金簿更難收集到。



(圖26)另介紹一種和美國民學校使用的「聖戰完遂貯蓄報國、大詔奉戴貯金」儲金簿封套。


上項介紹為儲金簿上加貼宣傳貼紙的使用案例,是否還有其他不同宣傳貼紙的使用案例,還待郵友補充介紹,除此之外另見有儲金簿上加蓋相關戳記使用的案例,一併介紹給郵友参考。


(圖27)為綠色、內6頁、65次儲金簿,尺寸大小為78×185mm,原簿所管為「臺灣總督府交通局」,內閣印刷局製造,封面左上處加蓋藍色「感謝貯蓄」戳,該本儲金簿第一次使用時銷檢閱、昭和15.10.30日、台湾小圓戳,後持續使用銷多個新竹東門町戳,第47次使用時改為新竹、昭和19.4.22日戳(圖28)。


(圖29)同上,但原簿所管原為「臺灣總督府交通局」,後劃線改為「臺北貯金管理所」,封面左上處加蓋藍色「基隆市國民貯蓄組合」戳,右下處也有另一種加蓋藍色類似長方型戳,該本儲金簿第一次使用時銷基隆、昭和17.8.22日戳,後持續使用銷多枚基隆戳,最後一次使用銷基隆、昭和20.5.21日戳(圖30)。


(圖31)同上,封面左上處加蓋紅色「頂東勢區國民貯蓄組合長印」戳,該本儲金簿第一次使用時銷台湾‧松山、昭和17.9.3日戳(圖32)。


(圖33)為紅色、4折式、28次儲金簿,尺寸大小為76×186mm,原簿所管為「臺灣總督府交通局」,內閣印刷局製造,封面右上處加蓋藍色「感謝貯蓄」戳,該本儲金簿第一次使用時銷台湾‧南投、昭和16.8.22日戳,後持續使用銷多枚台湾‧南投戳,第22次使用時改為銷南投、昭和18.10.28日戳(圖34)。


(圖35)同上,但原簿所管原為「臺灣總督府交通局」,後劃線改為「臺北貯金管理所」,封面左中處加蓋紅色「感謝貯蓄」戳,該本儲金簿第一次使用時銷嘉義宮前町、昭和17.2.18日戳(圖36)。


(圖37)為紅色、4折式、28次儲金簿,尺寸大小為76×186mm,原簿所管為「臺北貯金管理所」,封面左上處加蓋藍色「國債貯金」戳,該本儲金簿第一次使用時銷台湾、昭和19.11.28日、貯金戳(圖38)。


(圖39)為紅色大型、4折式、44次儲金簿,尺寸大小為105×170mm,原簿所管為「臺灣總督府交通局」,內閣印刷局製造,封面左上處加蓋紅色「臺東街國民貯蓄組合員」戳,該本儲金簿第一次使用時銷檢閱、昭和18.2.22日、台湾小圓戳,後持續使用銷多個台東戳(圖40)。


(圖41)同上,封面左上處加蓋藍色「新起町區國民貯金」戳,右上處同樣加蓋藍色相同類似戳,該本儲金簿第一次使用時銷台北新起町、昭和18.4.12日戳,後持續使用銷多個台北新起町戳(圖42)。


(圖43)同上,但原簿所管改為「臺北貯金管理所」,封面左上處加蓋藍色「感謝貯金、大日本婦人會沙鹿分會」戳,該本儲金簿第一次使用時銷沙鹿、昭和19.5.10日戳,後持續使用銷多個沙鹿戳(圖44)。


(圖45)同上,封面左上處加蓋藍色「必勝貯金」戳,該本儲金簿第一次使用時銷檢閱、昭和18.12.9日、台湾小圓戳,後持續使用銷多個東港戳(圖46)。


(圖47)同上,封面左上處加蓋藍色「國債貯金」戳,該本儲金簿第一次使用時銷台湾、昭和19.7.13日、貯金戳,後持續使用銷基隆、基隆義重町戳(圖48)。


上項介紹為儲金簿上加蓋相關戳記使用的案例,是否還有其他不同的相關戳記使用案例,還待郵友補充介紹,雖然本篇介紹主要是談日據儲金簿上加貼的宣傳貼紙及加蓋戳記,但郵友也可從中發現儲金簿的「版式」有多種不同,另如所銷的「台湾‧潭子」戳,在何時改為「潭子」戳,由儲金簿上也大致可窺出一二,各地所銷的「台湾‧XX」戳,在儲金簿上的使用何時改為無「台湾」字樣,日期似乎並没有統一有所差異,另有一些因非關本文要介紹的重點而未介紹,有心的郵友也都可自行按圖所驥可窺之一二,因此雖然本篇所談及介紹的是以二項為重點,但可看到的確不止此二項,郵友可自行搜尋自己想要知道、想要看到的部份,希望都能有所收獲。


                                                    2010.7.6日完稿



該篇郵文原刊登於東方郵報第306期內(2010.8.4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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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客發表者:夏大緯老師,中國郵史會第913號會員,著作有『大清及民國郵政片封簡郵史』、『百年郵史郵話~第1、2、3輯』、『臺灣郵史郵話~第1、2、3輯』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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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集金郵便貯金通帳    ---     夏大緯


               日據台灣時期儲金業務種類共使用過8種儲金,即普通儲金、據置儲金、積立儲金、定額儲金、國債儲金、集金儲金、集團儲金、振替儲金,雖然有如此多種類,但實際上只有普通儲金(即存簿儲金)最為大衆化及普及,一般民衆都耳熟能詳善加使用,其次則為振替儲金(劃撥儲金),其他種類儲金業務積效均屬低微,無法跟普通儲金相提並論,如今距離台灣光復己事隔60多年時間,個人近十年來致力於收集日據台灣時期各類儲金簿,雖然頗有所獲但也懷疑某些郵品是否真有存世?還是確因某些業務成效低微,因而留存於後世的郵品也相對稀少?歴經十年的時間由所接觸到的郵品及查証一些相關書籍,算是有了一些初步的答案,對上項8種儲金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根據曹潛先生所著「中華郵政史臺灣編」一書內記載,集金儲金「也和零存整付相同但有點像兒童儲金,規定每月存儲一次,每次存額限定分為二、三、五、七、十、二十或三十元,以特製的貯金郵票粘貼在存摺上為憑,存滿約定的目標金額後領取儲金存款」,由上項說明可得知集金儲金確是有特製的貯金存摺(儲金簿),且使用特製的貯金郵票,雖然知道記載是如此,但還是不知道此2種郵品的長相到底是如何?是否真有實物存世?後翻閱早期拍目找到了答案,知道答案後開始等待郵品的出現,多年後總算如願買到蜜蜂圖集金貯金郵票5全一套、面額分為貳圓、叁圓、五圓、七圓、拾圓5種(圖1),後事隔多年偶在郵商處,看見有集金貯金類似小册票出售,有2種面額一為叁圓票八拾枚(圖2)、一為七圓票八拾枚(圖3),立即購買並追問應該還有其他3種面額才對,是否還有另外3種面額出售?及是否還有更多數量我願購買,但獲得的答案就是只有此2本,他剛從一位中間商買進,該中間商也才剛收進2組(1組2本),他原本要跟中間商2組都買,但該中間商只肯賣他1組2本,說另1組2本自己要留下以後賣高價,再追問確是只出現2組而不是一大批?也獲得肯定答案該中間商確是只收進2組。


知道答案曉得該中間商想賣更高價,如此一定會再拿出來賣,而想賣高價只有送拍賣、有人搶標就能創高價,隨即注意各大拍賣目錄內訊息,不久確是看見該組郵品同樣2本、出現在某家拍賣目錄上,訂價也確是較我原先購買的要高出甚多,原本心動想再投標買進,但想手中已有1組、該郵品一般郵人恐並不清楚知道其來歴不見得會賣掉,決定不急賭賭看先看拍賣結果如何再決定,事後果然流標未拍出,其價格嚴格來說其實並不貴,最主要應該還是郵友對此類郵品的身世並不清楚,之前應也未見有人報導介紹過,如此陌生當然引不起郵友的關注及重視,個人事前的猜測及賭賭看,也確印証了事實確是如此,郵友對所謂的熱門郵品、高度曝光介紹的郵品,大致都耳熟能詳甚至積極買進,其實在一些還未受注意、未曾有人介紹過的郵品中,才是真正隱藏了一些好郵品,只看郵友能否「撿漏」成功而己,後一段時間又見該組郵品拿出拍賣、價格己較前一次降低不少,只比我原先購買的價格高一些而己,該次拍賣我隨即加價投標並如願標到,後事隔至今也確是未再見有類似此種小册票出售或拍賣,一、二年前曾偶跟一位專攻日據郵品的郵友閒談,提及「集金貯金」之事、並問他該小册票應該很罕見,當時出現拍賣怎麽未見他投標購買?他告知當時他以為此種「集金貯金」是用在日本地區、並没有在台灣使用,因此他没有投標,事後他得知台灣也有使用時己錯失機會,可見應該有很多郵友都跟他一樣有相同想法,而錯失了一次機會,不過他說日本郵壇可能還會有機會出現,今後他將多注意日本郵壇的拍賣了。

為何「集金貯金」不論是郵票或貯金通帳(儲金簿)那麽罕見?「集金貯金」郵票可能因需分配到各局備用、及方便供人貼用等因素會印製數量較多,事後庫存未銷毁等因素,應而有可能會再流出於郵市中外,而貯金通帳(儲金簿)會使用及庫存再流出的機會,則可說幾乎不可能,根據曹潛先生所著「中華郵政史臺灣編」一書內記載,臺灣郵區日式儲金年度決算表內三十三年度(自三十三年四月一日至三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該三十三年度即是台灣光復前的昭和19、20年,其內記載當時普通儲金(即存簿儲金)共有2468003户(即246萬8003户),而「集金貯金」只有2544户,兩者之間差距達970倍之多,可見「集金貯金」在當時確是並不受到歡迎及使用,因而留存下來的貯金通帳(儲金簿)那麽罕見的原因即在於此,早期曾懷疑「集金貯金」是否有自己專屬的儲金簿?這個問題曾困擾我多年,因為在收集日據台灣時期各類儲金簿初期,可說從未看過或聽過該類儲金簿,直到幾年前才因緣際會購入該類儲金簿,除証明該類儲金簿確是有使用及存世外,只因當時開立使用此帳户的人數太少,相對流傳於後世的該類郵品就顯得格外珍稀了,現介紹如下:

(圖4)為集金郵便貯金通帳的封面及封底,由內閣印刷局製造、集金受持局為「大甲局」、貯金豫定額原為「貳百圓」後改為「六百圓」,原簿所管為「臺湾總督府交通局」、記號番號為「集台00018」,該簿所有人登記的住所為「大甲郡外埔庄鐵脚砧山脚三一七」、登記的氏名為「許天催」,該簿封面的印刷為彩色、相當精緻美觀頗為用心,由貯金通帳的番號只登記到第「18號」,也証明確是引不起國人的興趣使用,該本儲金簿由昭和14年2月15日開始貯金、每月貯金拾圓、即貼一枚集金貯金拾圓郵票(圖5),連續每月貯存共36次、最後一次是在昭和17年1月16日(圖6),而由(圖6)左側所登記的資料可得知,在昭和14年1月16日該本儲金簿己先轉存入七拾圓、存入處銷有「檢閱、14.1.31日、台湾」小圓戳,此筆金額可能是之前的「集金貯金」儲金簿貼滿後換本續存,或是之前有一筆定額儲金到期,而移轉到此集金貯金續存,真實情況如何不得而知還待考証,但因為己先存了70圓,該本儲金簿算是接續,因此第一次即由昭和14年2月15日開始貯金,接替之前的1月16日,到昭和16年3月則註明己有貯金利子(利息)壹四丹貳壹錢(即14元21錢),後在昭和16年10月蓋有「檢閱、16.10.16日、台湾」小圓戳(圖6),當時金額連同利息己累積到「金四百四圓貳拾壹錢」,後再繼續貯金至昭和17年1月16日為最後一次,由於該本儲金簿己貼滿必須另換一本,而在最後註明己累積金額為「四四四、二一」字樣,另在封面右下角處打一圓洞、並在左側蓋上紅色「昭和17.1.28日、無効」大圓戳,由於該本儲金簿己註銷無効另行換新,並未被郵局收回銷毁、而由所有人收回留存,或郵局收回後暫時未銷毁(或因需保留一段時間備查),後因台灣光復而意外的流出,而流傳於後世。



經由(圖4至6)總算可得知該儲金簿的盧山真面目,但其內容、使用情況等,是否如同個人按圖說故事的描述,還待更進一步的考証或期待對此有研究的專家能給予指正,但不管如何能在僅有的約2544户中,僥倖保留下了此本「集金郵便貯金通帳」,再歴經60多年時間還能留存,個人認為己是難能可貴之事了。



参考資料﹕曹潛先生所著「中華郵政史臺灣編」一書


                                                              2009.12.12日完稿



該篇郵文原刊登於東方郵報第293期內(2010. 2. 3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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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光復初期所使用的日據儲金簿(上)    ---    夏大緯


               民國34年(昭和20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正式投降,10月25日臺灣光復,正式宣告結束日本統治臺灣50年的歲月,戰爭的結束相信事前是無法能預期到的,雖然在戰爭的末期日本己露敗像,但尤做最後困獸之鬥希冀能有所轉機,但最後終歸無法避免戰敗的命運,臺灣光復後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交通處接管原臺灣總督府所屬交通事業,並於11月1日設置郵電管理委員會,以原交通局遞信部為對像專責辦理接管,並監督遞信部原有體系維持業務,初期僅居於監督指揮立場,實際基層業務之運作,則係留任遞信部原有人員辦理,其中幹部人員幾全為日人,此時期留任人員除一方面照常維持業務運作外,另一方面也準備辦理移交,其中公用物品包括動產不動產及一切設施等,均己在9月、10月之間分別作成報告清册等候接管,35年2月1日將原「郵便局」名稱改正為「郵局」、「出張所」改為「支局」,3月1日起各特定局日籍局長職務陸續解除,由留用人員接管,至35年5月5日由交通部接管臺灣郵電事業,成立臺灣郵電管理局,當時尚繼續徵用在職之日琉籍郵電技術人員共328人,自35年10月17日起陸續解除徵用,至月底完畢由日僑管理委員會遣送回國。


臺灣光復初期日據時所使用的郵品,因一時無法立即取代而續用,直到替代或正式郵品陸續印製完成後才逐漸取代,而儲金簿的印製因頁數較多、無法用加蓋方式來替代等因素較為複雜,另最主要的原因則是根據台灣總督府各年統計書,至昭和19年(民國33年)年底,當時臺灣郵政儲金結存户數共有2.699.839户,數量可謂相當龐大,就算是正式的儲金簿印製完成,也無法立即更換取代,而是採取逐步換發的方式來陸續更換,且臺灣光復初期的儲金業務,由於受日本於民國34年8月15日投降影響的關係,出現提多存少的情況,到35年初由於當局對於金融措施之規定,郵政儲金業績乃逐漸開始大幅回升,雖然如此但當時營業收支情況兩者差距頗大呈現虧損甚多的情況,開支端賴上級補助滙寄來台或向銀行借債以資維持,但還是努力持續維持業務正常運作,直至38年6月15日實施新的郵資費率及38年底員工資遣工作告一段落後,業務收支情況才逐漸改善,可見光復初期的郵政運作歷經許多不為人知的波折及艱困,才得以一步步的安然走過此段歷史歲月。


郵政儲金業務在民國35年5月5日臺灣郵電管理局成立後,雖暫用舊制但因日據時期的儲金制度,雖簡便但管理欠嚴密易致流弊,且和大陸的儲金制度不同,因此雖暫行舊制但到臺灣郵電管理局成立後,開始採取權宜措施,陸續逐步加以改革,較重要的如:A、「普通儲金」改名為「存簿儲金」,B、經辦局於每次儲金存提,必須經辦員二人蓋章証明,C、日據儲金簿原僅有存提款兩欄,新加規定在簿上添註結餘一欄等措施,另臺灣郵電管理局成立後,遴派幹員分赴 15處普通郵電局擔任視察職務,駐局實地視察期間三個月,至35年7月30日視察期間結束,隨將各局視察分別派任為各該局代理局長,並於8月6日在台北郵局會議室辦理新舊任局長交接,其他156處特定郵電局,也在日僑陸續解除徵用遣返後,由各郵電局派資深之國籍郵電從業人員先後接任代理局長職務,至35年底全部接管完畢,郵電管理局於36年1月4日發布局諭,公布此156處特定郵電局代理局長姓名及資格,此為臺灣光復後各地郵局的第一任局長。

而日據臺灣時期原僅臺北貯金管理所一處,昭和19年(民國33年)10月25日台灣總督長谷川清發布告示,從翌年1月1日起,設置臺南貯金管理所,並依行政區域劃分南北兩管理所管轄儲金帳户範圍,在民國35年5月5日臺灣郵電管理局成立後,除將「貯金管理所」正名為「儲金管理所」外,一方面對日籍人員陸續解除徵用分批遣送,由國人擔任儲金管理所代理主管職務,另一方面也逐漸變更改良儲金辦法跟大陸方式相同,到36年4月1日起將南北兩儲金管理所予以合併改組,儲金業務的重心改為「管理局儲金科」,並自36年6月1日起,以本國儲金簿開辦「存簿儲金」,且附發「存簿儲金辦事簡則」一種及圖式等,其相關重點如下:A、新「存簿儲金」開辦後,舊存簿儲金仍恢復日式原名為「普通儲金」,存簿儲金和普通儲金的存提款分別列帳,B、6月1日起無論新開户、補發副本或請領續本,均由經辦局將存簿儲金簿直接發給公眾,C、停止「普通儲金」新立帳户,亦不再受理舊帳户續存,凡以舊式存簿(日式貯金通帳)到局續存儲金者,應先按給息終止辦法結清,改立新「存簿儲金」帳户,其以舊簿辦理提款者,於支付提款後,將餘額改立新帳户。


由上項的綜合介紹可得知從日據臺灣末期到光復初期,相關儲金業務的運作及逐漸演變改進的過程,並因而得知自民國36年6月1日正式開始,凡是到郵局辦理存或提款,即採取舊換新的方式,逐步自然更換舊式儲金簿(日式貯金通帳),直至全部舊式儲金簿換完為止,此段交替更換時間相信因户數甚多、且無法強迫更換,因此可能更換完成的時間會拖延甚久,不知最晚更換的時間大概到何時?或是否有規定最後兌換期限到何時結止?似乎未見相關記載及報導,還待郵友們共同來查証及解答。


下列介紹為日據臺灣時期所使用的各式儲金簿(貯金通帳),由日據臺灣時期延續使用到臺灣光復初期的情況:


(圖1)為封面印刷顏色為綠色、尺寸大小為80 × 185㎜、臺灣總督府交通局管轄、內頁為 6頁式、存提款次數為 65次、大日本帝國政府內閣印刷局製造,內第 1次使用銷檢閱臺灣昭和5年1月2O日小戳,第2次使用銷台灣汐止昭和5年3月18日戳,後持續使用至第45次銷汐止昭和20年4月17日戳,後昭和20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第46次最後一次使用時銷汐止民國34年11月6日戳,距離34年10月25日臺灣光復時間不久。


(圖2)為封面印刷顏色為綠色、尺寸大小為80 × 185㎜、臺灣總督府交通局管轄後劃線註銷改為臺北貯金管理所、內頁為6頁式、存提款次數為 65次、內閣印刷局製造,內第 1次使用銷台灣溪州昭和17年4月30日戳,第2次使用銷台灣北斗昭和17年5月29日戳,後持續在溪州、北斗兩處地方使用存提款,第18次使用時銷北斗昭和20年8月30日戳,此時日本己宣告投降,第19次使用時銷溪州昭和20年9月29日戳,第20次最後一次使用時銷溪州民國35年6月5日戳,此時距34年10月25日臺灣光復已事隔7個多月了,另根據34年11月遞信部調查資料,臺灣地區郵政機關在戰爭期間遭受空襲損毁,辦理修復及維持業務情況,當時溪州郵便局為中破,後簡單修復使用。


(圖3)為封面印刷顏色為綠色、尺寸大小為80 × 185㎜、臺灣總督府交通局管轄後劃線註銷改為臺北貯金管理所、內頁為6頁式、存提款次數為 65次、內閣印刷局製造,內第1次使用銷台灣新埔昭和17年4月13日戳,後持續使用至第4次銷新埔昭和19年4月14日戳,到昭和20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0月25日臺灣光復,第5次最後一次使用時銷新埔民國35年9月17日戳,此時距臺灣光復己事隔將近1年了。


(圖4)為封面印刷顏色為綠色、尺寸大小為80 × 185㎜、臺灣總督府交通局管轄、內頁為6頁式、存提款次數為 65次、內閣印刷局製造,內第1次使用銷台灣總督府交通局昭和16年4月28日戳,日據臺灣時期郵電事業管理機構名稱曾經先後改組過7次,第6次時在大正8年(民國8年)6月27日,更改為臺灣總督府民政部遞信局,第7次時在大正13年(民國13年)12月25日,更改為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此名稱持續使用到臺灣光復未再改變,該本儲金簿內第1次使用所銷「台灣總督府交通局」戳,跟該本儲金簿正面所印管轄單位名稱均相同,可經由儲金簿、郵戳均可印証此段改變史實,第2次使用銷台灣三叉昭和16年5月7日戳,後持續使用至第39次銷三叉民國35年10月12日戳,而根據前文的介紹至民國35年5月5日臺灣郵電管理局成立後,採取逐步改革措施,如A、經辦局於每次儲金存提,必須經辦員二人蓋章証明,B、日據儲金簿原僅有存提款兩欄,新加規定在簿上添註結餘一欄等,此兩項措施在第39次開始使用時也可得到印証,確是有按照上項改革措施去實施。

第43次使用時銷三叉36年1月16日戳,同樣根據前文的介紹,臺灣郵電管理局於36年1月4日發布局諭,公布156處特定郵電局代理局長姓名及資格,此為臺灣光復後各地郵局的第一任局長,當時公布的三叉郵電局代理局長為「通信手
盧思賜」,在第43次使用時他己正式發表為局長,但由儲金簿上所加蓋的印鑑,却可明顯發現其姓名為「盧恩賜」並非「盧思賜」,此點重大的意外發現除可更正當時一撇之差所形成的錯誤外,也經由此文可算給與正式更正了,第46次使用時改銷正式臺灣三叉(儲滙)36年9月2日戳取代之前的日式郵戳,第47次使用時銷臺灣郵電管理局儲金科36年10月4日戳,根據前文的介紹36年4月1日起將南北兩儲金管理所予以合併改組,儲金業務的重心改為「管理局儲金科」,由該第47次使用時所銷的「臺灣郵電管理局儲金科」戳,也印証了此段史實。

且自36年6月1日起以本國儲金簿開辦「存簿儲金」,舊日式存簿儲金停止新立帳户,亦不再受理舊帳户續存,凡以舊式存簿(日式貯金通帳)到局續存儲金者,應先按給息終止辦法結清,改立新「存簿儲金」帳户,其以舊簿辦理提款者,於支付提款後,將餘額改立新帳户,由(圖4)儲金簿的封面加蓋有黑、紅色2種不同尺寸大小「給息終止」戳,及其內頁第47次的使用加蓋有「三十五年年息」、「轉作本金」戳,第48次使用加蓋有「三十六年上半年息」、「轉作本金」戳,第49次使用加蓋有「三十六年下半年息」、「派給利息」,也証明確是按給息終止辦法結清改立新「存簿儲金」帳户,另可發現在第47、48、49次的使用時,其金額上方開始出現有「台幣」字樣,在臺灣光復後日據時期所使用的「臺灣銀行劵」暫時照常流通使用,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臺灣銀行後,於民國35年5月22日發行中央印製廠印製的臺灣銀行臺幣鈔票(俗稱老臺幣),並與日據時期的「臺灣銀行劵」等值使用,並另規定自35年9月1日起至11月30日,後延長到36年1月15日止,定期收兌「臺灣銀行劵」等值兌換,因此自36年1月16日起所使用的均為臺幣鈔票,此點也反應在儲金簿上,在其提存金額的上方開始出現有「台幣」字樣,(圖4)儲金簿的使用由日據跨越到光復後,其內的多次使用也印証了光復初期的多項改變措施,可謂完整綜合的呈現了當時各種情況相當難得。


(圖5)為封面印刷顏色為紅色、尺寸大小為77 × 185㎜、臺灣總督府交通局管轄、內頁為4折式、存提款次數為 28次、內閣印刷局製造,內第1次使用銷台灣松山昭和15年10月19日戳,後持續使用並因更改地址由松山改新莊的關係,後期的使用因此改為在新莊,第18次使用銷新莊民國35年12月31日戳,同樣根據前文的介紹在民國35年5月5日臺灣郵電管理局成立後,採取逐步改革措施,如A、經辦局於每次儲金存提,必須經辦員二人蓋章証明,B、日據儲金簿原僅有存提款兩欄,新加規定在簿上添註結餘一欄等,此兩項措施在第18次使用時同樣得到印証,確是有按照上項改革措施去實施,第20次最後一次使用時銷新莊36年3月4日戳,同樣根據前文的介紹臺灣郵電管理局於36年1月4日發布局諭,公布156處特定郵電局代理局長姓名及資格,此為臺灣光復後各地郵局的第一任局長,當時公布的新莊郵電局代理局長為「通信手
劉五子」,在第20次使用時他己正式發表為局長,並可明顯看見在提款金額的最下方處蓋有「劉五子」的印鑑,也印証了此段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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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客發表者:夏大緯老師,中國郵史會第913號會員,著作有『大清及民國郵政片封簡郵史』、『百年郵史郵話~第1、2、3輯』、『臺灣郵史郵話~第1、2、3輯』等書。
● 轉載博客網址為 http://blog.sina.com.tw/twhsia/article.php?entryid=589827

臺灣光復初期所使用的日據儲金簿(下)   ---    夏大緯



(圖6)為封面印刷顏色為紅色、尺寸大小為105 × 170㎜、臺灣總督府交通局管轄、內頁為4折式、存提款次數為 44次、內閣印刷局製造,內第1次使用銷台灣東勢昭和18年2月20日戳,後持續使用至第10次銷東勢昭和18年12月23日戳,此前後使用10次均為存款,到昭和20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0月25日臺灣光復,第11次最後一次使用時銷東勢民國34年11月13日戳,距離臺灣光復不過僅半個多月時間,如同前文的介紹受日本投降影響的關係出現提多存少的情況,第11次最後一次使用時即是一次提領叁拾五圓,僅留存壹圓於儲金簿內,也印証在日本投降後及臺灣光復初期確是提多存少的情況。


(圖7)為封面印刷顏色為紅色、尺寸大小為105 × 170㎜、臺灣總督府交通局管轄、內頁為4折式、存提款次數為 44次、內閣印刷局製造,內第1次使用銷台灣溪湖昭和18年3月22日戳,後持續使用至第10次銷溪湖民國35年2月7日戳,此時距離臺灣光復僅3個多月時間,此前後使用10次均為存款,但自第11、12次最後兩次分別在民國35年3月26日及35年4月1日使用時,則分别提款五拾圓及貳拾叁圓,僅留存壹圓於儲金簿內,同樣印証當時提多存少的情況確是事實。


(圖8)為封面印刷顏色為紅色、尺寸大小為105 × 170㎜、臺北貯金管理所管轄、內頁為4折式、存提款次數為 44次、內閣印刷局製造,內第1次使用銷檢閱台灣昭和19年5月19日小圓戳,第2次使用銷田中昭和19年5月24日戳,後持續使用至第6次銷田中昭和20年3月22日戳,前5次使用均為存款到第6次時則改為提領大部份存款,此時距離日本宣告投降還有5個月時間,是有預感還是單純的需要使用才提領則不得而知,到第7次使用時臺灣己經光復改為存款貳千圓,銷田中民國35年1月4日戳,但事隔一天第8次使用時確立即把貳千圓存款提領,銷田中35年1月5日戳,不知是不放心還是僅暫存郵局代為保管一天後另有他用而已,真實情況如何不得而知,但事後該本儲金簿即未再見有使用記錄了。


(圖9)為封面印刷顏色為紅色、尺寸大小為105 × 170㎜、臺北貯金管理所管轄、內頁為4折式、存提款次數為 44次、內閣印刷局製造,內第1次使用銷岡山昭和19年9月29日戳,後持續使用至第3次使用時,改為在士林銷昭和20年8月10日戳,此前3次使用均為存款,第4次使用時臺灣己經光復銷士林民國35年2月14日戳,如同前文的介紹受日本投降影響的關係出現提多存少的情況,最後一次使用時即改為提款拾六圓,僅留存壹圓於儲金簿內,同樣印証當時提多存少的情況確是事實,另根據34年11月遞信部調查資料,臺灣地區郵政機關在戰爭期間遭受空襲損毁,辦理修復及維持業務情況,當時岡山郵便局為中破,後簡單修復使用,由(圖9)儲金簿的封面「住所」登記處,可發現其登記為「第六十一海軍航空廠」,是否代表該「第六十一海軍航空廠」即是位於岡山一帶,也因此在戰爭期間岡山一帶為空襲的目標之一造成郵局損毀,後不知該廠是否有遷移或人員調動的關係,後2次存提款改在士林了,此雖算是題外之話,但郵史的考証即是憑藉蛛絲馬跡延伸出的線索,如能獲致解答或結論,那就是其趣味及引人入勝的所在吧!


(圖10)為封面印刷顏色為紅色、尺寸大小為105 × 170㎜、臺北貯金管理所管轄、內頁為4折式、存提款次數為 44次、內閣印刷局製造,內第1次使用銷大溪昭和20年3月12日戳,後持續使用至第4次使用時,已是臺灣光復後銷大溪民國35年1月24日戳,後有存有提最後一次第10次使用時銷大溪35年6月3日戳,其最後4次使用均為提款,同樣印証當時提多存少的情況確是事實。


(圖11)為封面印刷顏色為紅色、尺寸大小為105 × 170㎜、臺北貯金管理所管轄、內頁為4折式、存提款次數為 44次、內閣印刷局製造,內第1次使用銷台北昭和町昭和19年11月17日戳,後持續使用至第8次使用時銷台北昭和町昭和20年10月11日戳,此時日本已於8月15日宣告投降但臺灣還未光復,第9次使用起銷台北昭和町民國35年3月4日戳,此時臺灣已經光復4個多月了,後持續使用至第13次最後一次使用時,銷台北昭和町35年7月23日戳,台北昭和町郵戳在臺灣光復後雖繼續延用,但到35年9月份則正式更改為台北第7支局,大約至36年3月正式改用「台北七支」戳,就不再使用日式舊名稱了,因此其最後在臺灣末期使用的情況,也見証了一個歷史、郵史的消逝。


(圖12)為封面印刷顏色為紅色、尺寸大小為77 × 185㎜、臺北貯金管理所管轄、內頁為4折式、存提款次數為 28次、無印刷局名稱,內第1次使用銷台北入船町民國34年12月20日戳,其第1次使用時臺灣已經光復約2個月,根據其封面右下方「摘要」處加蓋有「據置儲金」字樣(即為定期儲金),原本預計定期儲金3年至民國37年12月20日截止,後不知為何原因僅此一次存款即未再續存了,台北入船町郵戳在臺灣光復後雖繼續使用,但到35年9月份則正式更改為台北第3支局,大約至36年3月即正式改用「台北三支」戳,就不再使用日式舊名稱了。


(圖13)為封面印刷顏色為褐色、尺寸大小為77 × 185㎜、臺北貯金管理所管轄、內頁為4折式、存提款次數為 28次、無印刷局名稱,內第1次使用銷台南大宮町民國34年12月1日戳,其第1次使用時臺灣已經光復1個多月,雖然首次使用為存款,但第2次、第3次分別在民國35年1月24日及35年2月20日使用時則均為提款,同樣印証當時提多存少的情況確是事實,另根據34年11月遞信部調查資料,臺灣地區郵政機關在戰爭期間遭受空襲損毁,辦理修復及維持業務情況,當時台南大宮町郵便局為大破,後簡單修復使用,台南大宮町郵便局在臺灣光復後35年7月份改為臺南西門路郵電局,至35年12月份改為臺南第2支局,大約至36年3月即正式改用「台南二支」戳,就不再使用日式舊名稱了。


(圖14)為封面印刷顏色為褐色、尺寸大小為77 × 185㎜、臺北貯金管理所管轄、內頁為4折式、存提款次數為 28次、無印刷局名稱,內第1次使用銷台北八甲町民國34年12月21日戳,其第1次使用時臺灣已經光復約2個月,後持續使用至第3次銷台北八甲町35年3月1日戳,前3次使用均為存款至第4次使用時,銷台北八甲町35年3月16日戳則改為提款六圓,但剩餘在該本儲金簿內還有叁拾圓,事後均未再提領此種情況較為少見,一般大多僅在儲金簿內剩餘伍拾錢或壹圓者情況較為常見,台北八甲町在臺灣光復後35年9月份改為台北第4支局,大約至36年3月即正式改用「台北四支」戳,就不再使用日式舊名稱了。


(圖15)為封面印刷顏色為褐色、尺寸大小為77 × 185㎜、臺北貯金管理所管轄、內頁為4折式、存提款次數為 28次、無印刷局名稱,內第1次使用銷台中民國35年11月30日戳存款五千七百圓,其第1次使用時臺灣已經光復1年了,另根據前文的介紹在民國35年5月5日臺灣郵電管理局成立後,採取逐步改革措施,如A、經辦局於每次儲金存提,必須經辦員二人蓋章証明,B、日據儲金簿原僅有存提款兩欄,新加規定在簿上添註結餘一欄等,此兩項措施在第1次使用時同樣得到印証,確是有按照上項改革措施去實施,雖然首次使用時為存款但第2次及第3次分别在民國35年12月6日及36年1月4日使用時則均為提款,同樣印証當時提多存少的情況確是事實,另第3次使用時所銷的民國36年1月4日戳,此日期為臺灣郵電管理局發布156處特定郵電局代理局長的日子,此為臺灣光復後各地郵電局的第一任局長,因此有其特殊意義存在。


(圖16)為封面印刷顏色為褐色、尺寸大小為77 × 185㎜、臺北貯金管理所管轄、內頁為4折式、存提款次數為 28次、無印刷局名稱,內第1次使用銷豐原民國35年12月13日戳存款壹拾圓,其第1次使用時臺灣已經光復约2個月,另根據前文的介紹在民國35年5月5日臺灣郵電管理局成立後,採取逐步改革措施,如A、經辦局於每次儲金存提,必須經辦員二人蓋章証明,B、日據儲金簿原僅有存提款兩欄,新加規定在簿上添註結餘一欄等,此兩項措施在第1次使用時同樣得到印証,確是有按照上項改革措施去實施,第2次使用時銷豐原36年1月28日戳存款貳佰柒拾肆圓,前後共使用2次均為存款,事後均未再提領且金額共高達貳佰捌拾肆圓,較(圖14)的剩餘金額叁拾圓還要高出9倍之多,此種情況極為少見,另同樣根據前文的介紹臺灣郵電管理局於36年1月4日發布局諭,公布156處特定郵電局代理局長姓名及資格,此為臺灣光復後各地郵局的第一任局長,當時公布的豐原郵電局代理局長為「通信手
謝阿丙」,在其第2次使用時他己正式發表為局長,並可明顯看見在提款金額的最上方處蓋有「謝阿丙」的印鑑,也印証了此段史實。


(圖17)為封面印刷顏色為褐色、尺寸大小為77 × 185㎜、臺北貯金管理所管轄、內頁為4折式、存提款次數為 28次、無印刷局名稱,內第1次使用銷員林民國36年1月15日戳存款貳仟五百圓,其第1次使用時距離臺灣光復已經1年多了,另根據前文的介紹在民國35年5月5日臺灣郵電管理局成立後,採取逐步改革措施,如A、經辦局於每次儲金存提,必須經辦員二人蓋章証明,B、日據儲金簿原僅有存提款兩欄,新加規定在簿上添註結餘一欄等,此兩項措施在第1次使用時同樣得到印証,確是有按照上項改革措施去實施,第2次使用時銷員林36年1月22日戳,同樣為存款貳仟五百圓,後持續使用但從第3次開始到最後一次第9次銷員林36年3月13日戳,則均為提款最後僅剩餘五圓留存在儲金簿内,同樣印証當時提多存少的情況確是事實,另第1次使用時所銷的民國36年1月15日戳,此日期為日據臺灣時期所使用的「臺灣銀行劵」,等值兑換臺灣銀行臺幣鈔票(俗稱老臺幣)的最後截止日期,此日期在歷史及郵史的意義上均有特殊的涵意存在。


臺灣光復初期雖續延用日籍人員、郵品、各項業務等,但在接收後陸續採取各項措施來逐漸改變不同的制度及作業,因此在光復初期的此段過渡時期,上項由日據使用到光復後的儲金簿實物,正好身逢此段變遷過程,除可驗証了當時的各項改革措施,更証明經由實物的介紹及考証,可佐証及補強歷史、郵史的不足之處,這即是收集該類郵品的迷人之處,除滿足了收藏的嗜好外,也因其身逢變遷的重要歷史時刻,除見証了當時的各項重大改革,其特殊及不平凡的身世背景,相信也讓收藏者獲得極大的滿足及成就感,雖是平凡及普及的郵品,但經由考証及說明如確是一顆閃亮的明珠,灰塵是掩蓋不住其綻放的光芒,自然有其特殊的身價存在。



参考資料:曹潛先生所著「中華郵政史臺灣編」



該篇郵文原刊登於中國郵刊第86期內(2009.12.1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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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夏大緯1 于 2015-6-5 08:41 编辑

總統府参軍長夏大緯


維基百科對總統府参軍長的介紹為﹕中華民國總統府侍衛長,前身為中華民國總統府參軍長。1996年《總統府組織法》修正,原本在國防軍事方面扮演輔佐總統角色的參軍長(上將)改為侍衛長(中將)。】。


中華民國總統府歷任參軍長

歷任                 任期時間                                  姓名       軍種軍階

1任–194805月-194902月                –薛    岳–陸軍二級上將

2任–195003月-19520415日        –劉士毅–陸軍二級上將

3任–19520416日-19540630日–桂永清–海軍二級上將

4任–19540701日-19550820日–孫立人–陸軍二級上將

5任–19550821日-19570630日–黃鎮球–陸軍二級上將

6任–19570701日-19580814日–黃    杰–陸軍二級上將

7任–19580815日-19621130日–黃鎮球–陸軍二級上將

8任–19621201日-19650630日–周至柔–陸軍一級上將

9任–19650701日-19660915日–彭孟緝–陸軍一級上將

10任–19660916日-19670630日–余伯泉–陸軍二級上將

11任–19670701日-19700630日–黎玉璽–海軍一級上將

12任–19700701日-19730630日–高魁元–陸軍一級上將

13任–19730701日-19780531日–黎玉璽–海軍一級上將

14任–19780601日-19811130日–馮啟聰–海軍二級上將

15任–19811201日-19851214日–馬安瀾–陸軍二級上將

16任–19851215日-19880531日–汪敬煦–陸軍二級上將

17任–19880601日-19891204日–郭汝霖–空軍二級上將

18任–19891205日-19920930日–蔣仲苓–陸軍二級上將

19任–19921001日-19930704日–林文禮–空軍二級上將

20任–19930705日-19960229日–陳廷寵–陸軍二級上將


由上項介紹可得知中華民國總統府歷任參軍長,個人收集一封總統府參軍長寄出的實寄封正好可以佐証,(圖1)為總統府參軍長中式封貼4角郵資,銷台北(X)、四六年七月九日X時、TAIPEI較不清楚戳,寄台北背有台北、46.7.921時、TAIPEI、大宗郵件務請提早交寄機宣戳到達,由上項介紹可得知當時總統府參軍長為(第6任–19570701日-19580814日–黃
杰–陸軍二級上將),黄杰將軍才剛在民國46.7.1日担任總統府參軍長,該封是他上任第9天時寄出。

圖1正面.jpg


圖1背面.jpg




參考資料﹕維基百科


                                  2015.6.2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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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郵局的服務
夏大緯


前不久沈家旭兄在中華郵聯會刊第14期內(2010.8.28日出版),發表了一篇「中國存局候領郵史」,由該文可得知「存局候領」在清朝時期是屬未收費時期,民國時期則是由民國21年(1932年)5月20日起才開始收費,文中並列出大清郵政章程對此相關規定共有六條,及介紹大清時期唯一有關「存局候領」的實寄片一張,(圖1)為清一次片銷山東、丁未正月廿五日、濟甯戳,經山東、丁未正月廿七日、濟南戳,寄山東、丁未二月二日、東昌戳到達,片上蓋有「存局」字樣。

圖1.jpg



後收到「中國郵史」總70期,該期封面介紹一張(圖2)為清四次片,銷SHANGHAI、戊申冬月初八、上海(丑)戳,寄浙江、戊申冬月XX、甯波戳到達,片下另有說明「上海(1908.12.1)–寧波(12.X)清四次郵資片,收件人為“大法書信館”(法國客郵局)之陳景明先生,片內書明“初七日托協興局(民信局)寄甬乙口鐘乙件書貳本﹒﹒﹒﹒”。此片通過大清郵政局寄法國客郵局內,告知托民信局寄件事項,自然地集當時中國三大郵遞系統于一片,反映中國近代郵政歴史之復雜,特殊而充滿趣味。(麥國培藏品)」。

圖2.jpg



經由上項兩片的介紹,個人也介紹一片似乎有著兩者綜合的身份及角色,(圖3、4)為清二次雙片的回片,銷PEKING、1902.11.3日、北京郵政局楕圓戳,片右手寫「祈寄至韓繼車站、張鶴亭查收」,片左手寫「北京德郵便局陳承垒緘」,片背手寫「鶴亭先生見字、敞局現兹有由上海寄來衣包壹件、奈韓繼並無分局祈、閣下來局收取為荷、專此傳達敬候X安、小陽月初四日、陳承垒X」字樣。

圖3.jpg


圖4.jpg


由上項文字記載可得知為北京德郵便局寄出,使用的是清二次片、也經由大清郵局寄出,北京德郵便局自費使用了清二次片做為通知,等同「郵政公事」的角色相當獨特及罕見,再經由大清郵局寄至韓繼車站,告知張先生因韓繼無分局,無法把衣包壹件送出,只得存局請其來北京德郵便局收取,北京德郵便局不但没收存局候領費(當時不收費,但確是需存局候領負保管之責),還花了明信片壹分郵資寄出通知,上網查了一下目前能搜尋到有關韓繼車站的資料,只有「大韓繼位于北京市房山區周口店地區」,早期在當時可能也只是一個很小的公路車站,因而可能大清郵局、德郵便局都在該處没有設置任何分局及處所,如有較大的包裹等,只能放在「韓繼車站」或「北京郵局」存局候領,對此偏僻所在北京德郵便局,也需依靠大清郵局與予合作寄出及投遞,因此該片可謂揉和了上項兩片的綜合身影,又有著郵政公事的角色,對韓繼車站、當時投遞此偏僻所在應跟大城市有所不同等,也還有著可再深入探討的空間,個人匆忙上網搜尋資料没有找到更多資料,手中也無當時那個年代的地圖、郵路圖、局所彙編等,郵友如有「韓繼車站」相關資料,歡迎能與予補充及介紹提供給郵友参考。



参考資料﹕沈家旭先生「中國存局候領郵史」


麥國培先生「中國郵史」總70期封面藏品


                                     2010.12.30日完稿


後記﹕該篇郵文今日上傳部落格後,隨即嘉中先生在新浪網部落格內留言回應「韓繼車站在京漢鐵路自琉璃河分出的周口店支線,此支線不辦理客運,是運煤專線,1898年開通,韓繼車站距琉璃河12公里餘,韓繼車站距周口店3公里餘。」,個人回覆「感謝告知,但不知當時韓繼車站有無設幾等局?或是代辦所?村鎮信櫃等局所?我無當時局所彙編查不到,是否因均無設置才需通知到局領取?不知當時大清郵政輿圖有無提及?感謝!麻煩了!」,後嘉中先生再留言回應「韓繼無局所。」,個人回覆「感謝告知,之前因片中內容而知無分局,但懷疑都無局所,如此確定因無局所才會用片通知了,再次感謝!」,上項資料甚為重要及難得,因此補充介紹一併提供給郵友参考。



感謝嘉中先生提供資料補充



2011.1.17日下午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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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戰爭日本在中國軍事片封
夏大緯


中華集郵會2010年度郵學演講集中,有一篇張明富、許求麒先生聯合撰述的「在中國滿蒙之日本軍事郵便」郵文,該文介紹由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至九一八事變的各類軍事郵便,個人早期也收集了一些由日俄戰爭至九一八事變,日本在中國的軍事片封,現介紹提供給郵友参考如下﹕


日俄戰爭為日本和俄國為爭奪在朝鮮半島和滿洲權利,所引發在中國東北開打的戰爭,日俄戰爭野戰郵便局使用丸二型郵戳,郵戳原本為黑色,但是元旦1月1日特别日,則改用朱色或紫色,使用時間自1904年(明治37)至1907年(明治40年)。


(圖1、2)為富士山彩色片,背加蓋紅色有框「軍事郵便」戳,銷第一軍、明治38.3.24日、第四野戰局戳,寄岐阜縣有卅八年四月一日戳到達。

圖1.jpg


圖2.jpg



第一軍於1904年(明治37年)2月5日編成,1905年12月9日解散,2月17日第一野戰郵便局開設,位於朝鮮仁川的大阪商船會社支店內,第一軍共設置14所野戰郵便局,使用丸二型郵戳,郵戳型式分成2種,詳情請閱上述「在中國滿蒙之日本軍事郵便」郵文。


(圖3、4)為中式封正面加蓋紅色「軍事郵便」戳,銷第二軍、明治37.5.30日、第一野戰郵便局戳(5月28日開設第二軍第一野戰郵便局,該封為第3日使用日期甚早),寄遠江有卅七年六月五日戳到達。

圖3.jpg


圖4.jpg



(圖5、6)為東鐵的祝捷裝飾電車彩色片,正面銷第二軍、明治38.4.8日、第一野戰局戳寄三河,背面有紅色有框「軍事郵便」戳。

圖5.jpg


圖6.jpg



(圖7、8)為海戰雙色軍事郵便片,背面銷第二軍、明治38.9.16日、第二野戰局戳,寄三河有卅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戳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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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jpg



(圖9、10)為國旗圖彩色軍事郵便片,背面銷第二軍、明治38.7.20日、第三野戰局戳,寄愛知卅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戳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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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12)為戰役紀念彩色片,該種紀念片一般所見背面均未印刷加蓋「軍事郵便」字樣,而該片確是印刷加蓋「軍事郵便」專用者,銷第二軍、明治38.10.28日、第三野戰局戳寄愛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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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jpg



(圖13、14)為戰役紀念彩色片,該種紀念片一般所見背面均未印刷加蓋「軍事郵便」字樣,而該片確是印刷加蓋「軍事郵便」專用者,銷第二軍、明治38.12.2日、第三野戰局戳,寄三河卅八年十二月十日戳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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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jpg



(圖15、16、17、18)為日本發行的各種戰役紀念彩色片,該種紀念片即是一般所見,其背面均未印刷加蓋「軍事郵便」字樣,一併提供給郵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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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jpg


圖1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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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20)為日本發行的戰役紀念彩色片,加貼德國客郵5芬尼票,銷天津、1905.4.2日德國客郵戳及軍隊檢查戳寄德國,証明該類片也有被日本之外的國家拿來實寄使用,因此一併提供給郵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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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22)為本宮山遠眺彩色軍事郵便片,背面銷第二軍、明治38.2.4日、第五野戰局戳,寄三河卅八年二月十二日戳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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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24)為國旗圖單色軍事郵便片,銷第二軍、明治38.2.4日、第六野戰局戳,寄愛知卅八年二月十三日戳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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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jpg



(圖25、26)為單色軍事郵便片,銷第二軍、明治38.7.13日、第七野戰局戳,寄愛知卅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戳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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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28)為中式封正面加蓋紅色「軍事郵便」戳,銷第二軍、明治38.11.17日、第八野戰局戳寄秋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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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30)為母子圖彩色軍事郵便片,背銷第二軍、昭和38.12.19日、第十壹野戰局戳,寄愛知卅九年一月一日戳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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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32)為國旗圖彩色軍事郵便片,背面銷第二軍、明治38.11.25日、第十二野戰局戳,寄愛知到達戳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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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jpg



(圖33、34)為太陽圖彩色片,背面加蓋紅色「軍事郵便」戳,銷第二軍、明治38.6.21日、第十三野戰局戳,寄長野卅八年七月一日戳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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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jpg



(圖35、36)為手繪樹木圖彩色軍事郵便片,正面銷第二軍、明治38.9.17日、第十三野戰局戳,寄愛知卅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戳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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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jpg



第二軍於1904年(明治37年)3月6日成立,1906年1月12日解散,5月28日開設第二軍第一野戰郵便局,接著沿中東鐵道進攻,沿途共設置15所野戰郵便局,第二軍野戰郵便局使用丸二型郵戳,型式分成2種,詳情請閱上述「在中國滿蒙之日本軍事郵便」郵文。


(圖37、38)為中式封正面手寫「軍事郵便」,銷第三軍、明治38.4.13日、第三野戰局戳,寄静岡卅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戳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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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9、40)為日本於1904年(明治37年)7月,為日俄戰爭發行及使用的無面值軍事郵便葉書(明信片),銷第三軍、明治37.11.27日、第四野戰局戳,寄大阪不清楚到達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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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多轉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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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為日本於1904年(明治37年)7月,為日俄戰爭發行及使用的無面值軍事郵便葉書(明信片)未使用新片,紙質似乎有不同,一併介紹給郵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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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43)為日本於1904年(明治37年)4月,為日俄戰爭發行及使用的無面值軍用葉書(明信片),該片為正式發行的第1張軍用片,較(圖41)早3個月時間,另之前曾用「事務用」明信片手蓋「軍事郵便」字樣,於1904年(明治37年)2月使用,但並非正式發行的軍用片,該片銷紅色「XX海軍港務部、軍事郵便」戳,一併介紹給郵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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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45)為日本輕便書翰箋軍事郵便,銷第三軍、明治38.9.11日、第五野戰局戳,寄静岡卅八年九月二十日戳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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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47)為中式封銷第三軍、明治38.8.6日、第七野戰局戳,寄青森卅八年八月十八日戳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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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8、49)為軍事郵便簡,銷第三軍、明治38.5.15日、第八野戰局戳,寄靜岡卅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戳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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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9.jpg



(圖50、51)為中式封紅色加蓋有框「軍事郵便」戳,銷第三軍、明治38.8.21日、第十野戰局戳,寄奈良卅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戳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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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4年(明治37年)5月31日第二軍兩個師團改編為第三軍,6月9日登陸大連灣,1905年1月1日佔領旅順,1月26日攻佔遼陽並設置第二野戰郵便局,第三軍共設置12所野戰郵便局,1906年(明治39年)1月26日全部撤銷,第三軍野戰郵便局使用丸二型郵戳,型式分成2種3類型,詳情請閱上述「在中國滿蒙之日本軍事郵便」郵文。


(圖52、53)為戰役紀念彩色片,該種紀念片一般所見背面均未印刷加蓋「軍事郵便」字樣,而該片確是印刷加蓋「軍事郵便」專用者,銷第四軍、明治38.6.4日、第二野戰局戳(駐地在土城子,明治37.6.10日設置,後遷移至岫岩),寄愛知卅八年六月十五日戳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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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55)為國旗圖單色軍事郵便片,銷第四軍、明治37.12.18日、第七野戰局戳,寄兵庫37.12.25日戳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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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6、57)為軍伕挑担圖彩色軍事郵便片,銷第四軍、明治38.8.31日、第十野戰局戳,寄愛知到達戳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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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8、59)為中式封正面加蓋紅色「軍事郵便」戳,銷第四軍、明治39.9.11日、第十野戰局戳,寄靜岡卅八年九月十九日戳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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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9.jpg


    1904年(明治37年)6月24日第十師團改編第四軍(1906年1月17日解散),第十師團三所野戰局改為第四軍所轄野戰局,1904年(明治37年)10月21日佔領遼陽後,再增設10所野戰局,共開設13所野戰郵便局,1906年(明治39年)2月17日野戰郵便局撤銷,第四軍郵戳型式為丸二型分成2種,詳情請閱上述「在中國滿蒙之日本軍事郵便」郵文。


(圖60、61)為中式封正面加蓋紅色「軍事郵便」戳,銷鴨綠江軍、明治38.5.24日、第七野戰局戳,寄美濃卅八年六月X日戳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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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jpg



(圖62、63)為日本於1904年(明治37年)7月,為日俄戰爭發行及使用的無面值軍事郵便葉書(明信片),銷鴨綠江軍、明治38.10.12日、第十野戰局戳,寄大阪卅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戳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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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jpg



(圖64、65)為日本於1904年(明治37年)7月,為日俄戰爭發行及使用的無面值軍事郵便葉書(明信片),銷鴨綠江軍、明治38.12.26日、第X野戰局戳寄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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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年(明治38年)1月12日第三軍第十一師團擴編為鴨綠江軍,轉進奉天東南的賽馬集,2月13日於下馬塘開設第一野戰局,鴨綠江軍共開設11所野戰局及2所繼立所,1906年(明治39年)1月1日全部撤銷,鴨綠江軍郵戳型式為丸二型分成2種,詳情請閱上述「在中國滿蒙之日本軍事郵便」郵文。


(圖66、67)為双色軍事郵便片,銷遼東兵站、明治38.6.11日、第一野戰局戳,寄山梨卅八年六月二十日戳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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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8、69)為中式封正面加蓋紅色「軍事郵便」戳,銷遼東兵站、明治38.7.26日、第一野戰局戳,寄遠沙卅八年八月一日戳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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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9.jpg



(圖70、71)為單色軍事郵便片,銷遼東兵站、明治38.9.2日、第一野戰局戳,寄三和卅八年九月X日戳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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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2、73)為中式封正面加蓋紅色「軍事郵便」戳,銷遼東兵站、明治38.7.13日、第十七野戰局戳,寄靜江卅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戳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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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4、75)為輕便書翰箋軍事郵便,銷遼東兵站、明治38.7.18日、第十八野戰局戳,寄靜岡卅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戳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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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5.jpg


    1905年(明治38年)5月20日遼東守備軍改為「滿州軍總兵站監部」,6月起再陸續新增4所野戰郵便局,遼東兵站共開設20所野戰郵便局,1905年(明治38年)10月31日全部撤銷,遼東兵站監部使用丸二型郵戳,使用時間自1905年(明治38年)5月至10月,詳情請閱上述「在中國滿蒙之日本軍事郵便」郵文。



参考資料﹕張明富、許求麒先生聯合撰述的「在中國滿蒙之日

本軍事郵便」郵文


                                 2011.1.17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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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立郵便貯金通帳      ---     夏大緯


               日據台灣時期儲金業務種類共使用過8種儲金,即普通儲金、據置儲金、積立儲金、定額儲金、國債儲金、集金儲金、集團儲金、振替儲金,雖然有如此多種類,但實際上只有普通儲金(即存簿儲金)最為大衆化及普及,一般民衆都耳熟能詳善加使用,其次則為振替儲金(劃撥儲金),其他等儲金業務積效均屬低微,無法跟普通儲金相提並論,如今距離台灣光復己事隔60多年時間,個人近十年來致力於收集日據台灣時期各類儲金簿,雖頗有所獲但也懷疑某些郵品是否真有存世?還是確因某些業務成效低微,因而留存於後世的郵品也相對稀少?歴經十年的時間由所接觸到的郵品及查証一些相關書籍,算是有了一些初步的答案,對上項8種儲金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8種儲金中的積立儲金類同零存整付,每月存儲一次,以定期領取為準,期滿金額分為一、二、三、五百元及一千元等五種,年息三厘一毫五絲,其規定辦法甚好,但在當時那個年代不知是宣傳不夠,還是百姓還未有此種習慣,由數字就可得到答案,根據曹潛先生所著「中華郵政史臺灣編」一書內記載,臺灣郵區日式儲金年度決算表內三十三年度(自三十三年四月一日至三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該三十三年度即是台灣光復前的昭和19、20年,其內記載當時普通儲金共有2468003户(即246萬8003户),而積立儲金僅19120户(即1萬9120户),兩者之間差距達129倍之多,可見積立儲金在當時確是並不受到歡迎及使用,雖然如此那麼積立儲金似否有自己專屬的儲金簿呢?這個問題困擾我多年,在收集日據台灣時期各類儲金簿初期,可說從未看過或聽過該類儲金簿,直到幾年前才因緣際會購入該類儲金簿,除証明該類儲金簿確是有使用及存世外,只因當時開立使用此帳户的人數太少,相對流傳於後世的該類郵品就顯得格外珍稀了,現介紹如下﹕


(圖1)為積立郵便貯金通帳,紅色印刷,尺寸大小為95×170mm,原簿所管為臺北貯金管理所,內頁型式為3折式,由內閣印刷局製造,該本儲金簿由昭和18年7月27日開始使用,期滿金額為貳百圓,每月存儲五圓,持續使用到昭和19年10月5日,均在高雄局辦理存儲,先後共辦理存儲15次己共存入75圓。


(圖2)同上,該本儲金簿由昭和19年7月7日開始使用,期滿金額為百圓,每月存儲壹圓,持續使用到昭和20年1月18日,均在嘉義局辦理存儲,先後共辦理存儲7次己共存入7圓。


(圖3)同上,該本儲金簿由昭和19年7月7日開始使用,期滿金額為百圓,每月存儲貳圓,持續使用到昭和20年2月12日,均在嘉義局辦理存儲,先後共辦理存儲8次己共存入16圓,另在右上方印鑑處銷嘉義34年(昭和20年)11月29日戳。


經由(圖1至3)總算可得知該類儲金簿的盧山真面目,由(圖2及3)也可得知,雖同為期滿金額為百圓,但每月存儲的金額可不同,存儲的金額小則期滿的時間會較長,金額大則期滿時間較快且短,可謂相當彈性且方便,確還是無法吸引當時的百姓使用,(圖1至3)的儲金簿由存儲次數來看均未達到期滿的約定,其停止存儲的時間為昭和19年11月、昭和20年2月及3月,此時己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末期,日本物資開始面臨缺乏、百姓生活困苦,三餐生活都有問題那有錢再來存儲,是否因為如此而停止存儲?還是戰爭後期留存現金在手較為保險而停止存儲?真正原因不得而知,而停止存儲後其原先存儲的金額如何處理?可否中途解約?由儲金簿上無法得知答案,期盼對此有研究的郵友能夠告知將不勝感激,或許就是因為其存儲未期滿才得以保留下來,否則期滿後可能就收回銷毀了,真實情況是否如此個人不知還待更進一步的考証,但可証實的是(圖1至3)的使用,即是上項所說的19120户中的3户,可見其難能可貴了。


                          2008.6.12日完稿



参考資料﹕曹潛先生所著「中華郵政史臺灣編」一書


該篇郵文原刊登於2008.8.9日出版的中國郵刊第8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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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軍事儲金簿     ---    夏大緯


                日據台灣時期所使用的儲金簿,其使用功能等同通儲,不論是在台灣本島各處或遠至日本,均同樣可以提存使用並没有受到限制,雖然如此但一般所見百姓使用的均為「郵便貯金通帳」,且大多僅定點在一處或二處地方使用佔絕大多數,跨縣市使用的機率可說就己甚少見,而軍人則大多另使用專屬的「軍事郵便貯金通帳」,因此百姓使用的一般普通儲金簿,會延續接替不中斷拿到軍隊中繼續使用,此機率可說更是微乎其微,近日整理舊藏在一批普通儲金簿中,意外發現一件軍、民合用的儲金簿,何時購入都早無印像,不是因翻查內頁找尋有無特殊郵戳也不會發現,算是意外重新找到一件好郵品,另近期也買進一件版式較特殊少見的軍事儲金簿,在此合併一起介紹給郵友分享。


      (圖1)為內閣印刷局製造、台灣總督府交通局紅色大型儲金簿,直式105×170mm、內頁為4折型,第1次使用時銷台灣大林、昭和18.3.27日戳(昭和18年為民國32年、西元1943年),第2次使用時改為台灣鳳山、昭和18.4.15日戳,後持續均在鳳山使用並均為存款,在第10次使用時銷台灣鳳山、昭和18.9.8日戳則為首次提款,該儲金簿封面「住所」登記處,記載為「鳳山街、台灣第七部隊中村隊第三班」,其身份應為軍人,查「日治時期台灣郵政史」部落格內「台灣軍事郵便局」的介紹,在昭和1920年期間、鳳山郵便局內有設立第27軍事郵便所,其與第七部隊不知有無關連性?但由此可知在鳳山地區確是有軍隊存在,第11次使用時則改為銷第二百六十四野戰、昭和19.2.3日軍郵戳(第264野戰軍郵戳分别在帝汶島的2艘輕巡洋艦上使用,第一艘為ラウテソ號、其第一次開設日期為昭和18.3.23日至昭和18.3.31日、第二次開設日期為昭和19.6.30日至昭和20.8.17日,第二艘為テリ一號、其開設日期為昭和18.4.1日至昭和19.6.30日),後持續使用均銷第二百六十四野戰軍郵戳,最後一次第20次使用時,改銷第二百六十五野戰、昭和20.11.23日軍郵戳(第265野戰軍郵戳其駐地分别在2處使用,一為新幾內亞、其開設日期為昭和18.8.9日至19.3.14日,一為薩巴魯、其開設日期為昭和19.3.15日至昭和21.4.12日),該本儲金簿除第10次使用時為提款,其餘19次均為存款,最後共計還有存款478元,其最後一次第20次使用時已是昭和20.11.23日,而在昭和20810時日本己正式宣告投降,該本「軍事郵便貯金通帳」所有人金本清先生,當時不知是否知道日本己宣告投降?還是因遠在薩巴魯的關係,並不知道此事或雖知道但因保管金錢不便的關係,因此仍舊存款至其儲金簿內且金額為最大的一次,後在台灣光復後民國35年時(昭和21年),郵局曾用「郵便為替郵便貯金等登記申請書(郵局滙票、郵局儲金等登記申請書)」,讓民衆提出登記申請,該「軍事郵便貯金通帳」的所有人金本清先生,似乎並没有提出申請(因為在該儲金簿的內外各處,均未見有登記加蓋的戳印及字樣),而在20003月底之前,金本清先生應該也未向日本提出申請賠償,郵局登記及日本賠償的相關詳細情形,有興趣的郵友請直接參閱,個人之前在2005.8.10日出版的中華郵聯會刊第10期內,所寫談日據時期使用的「軍事郵便貯金通帳」一文,或在個人部落格內也有刊登該文在此不再詳述。


(圖2)為大日本帝國印刷局製造、熊本貯金支局的軍事郵便貯金通帳,直式70×170mm、內頁為6折型,第1次使用時銷第八海軍本所、昭和20.10.6日ちい艦戳(第八海軍本所戳其駐地為海南島三亞,其開設日期為昭和15.4.19日至昭和20.12.31日),第3次使用也是最後一次銷第八海軍本所、昭和20.10.22日ちい艦戳,前後3次使用均為存款最後共計還有存款964元,其1次使用時己是昭和20.10.6日,而在昭和20810時日本己正式宣告投降,該本「軍事郵便貯金通帳」所有人廖登陽先生,當時應該知道日本己宣告投降,在該本儲金簿內頁右下角處有藍色加蓋文字不甚清楚,似乎註明為「留守宅届濟」字樣,由該文字來看似乎間接証明己知道日本己宣告投降,而廖登陽先生即屬當時的留守人員之一,因此仍舊3次均存款至其儲金簿內,後在台灣光復後民國35年時,郵局曾用「郵便為替郵便貯金等登記申請書(郵局滙票、郵局儲金等登記申請書)」,讓民衆提出登記申請,該「軍事郵便貯金通帳」的所有人廖登陽先生也有提出申請,在該「軍事郵便貯金通帳」的背面,銷有里港35.9.16日戳,並用黑筆註明登記第XX號字樣(字跡甚草無法確定正確數字),後到民國54年時並再向民間賠償團體提出登記,在其「軍事郵便貯金通帳」內頁,蓋有「債權人會、541217、登記訖」藍色小圓戳可資証明,左側下方另蓋有「台灣省籍人民儲存在日本軍事郵便債權團、高縣西區登記第1087號」藍色有框長方型戳,而到20003月底之前,則不知廖登陽先生是否己向日本提出申請賠償、並己獲得實際理賠金額?還是放棄申請賠償?由「軍事郵便貯金通帳」上無法看出端倪,相信最後結果是由廖登陽先生自行慎重決定。


(圖1)儲金簿的使用從國內大林、鳳山到帝汶島、薩巴魯,使用的次數前後也有20次將近3年的時間,從外觀即可發現其歴經風霜、內頁也斷裂修補過,但確是少見的由民間使用延續到軍艦及國外的案例,而(圖2)儲金簿的使用是在日本己正式宣告投降之後,在海南島三亞屬戰敗留守身份繼續使用也相當特殊,且其儲金簿印製的版式,較另2種「軍事郵便貯金通帳」不同也較少見,可謂均有其特殊不同之處,值得介紹給郵友們参考。


参考資料:「日治時期台灣郵政史」部落格,其內「台灣軍事郵便局」一文


個人所寫談日據時期使用的「軍事郵便貯金通帳」一文



感謝張明富先生提供軍郵戳資料



2008.3.27日完稿


該篇郵文原刊登於2008.4.2日出版的東方郵報第245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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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見的「臺南貯金管理所」郵便貯金通帳        ----       夏大緯


                日據台灣時期郵政儲滙保險及郵便年金業務,原僅設「臺北貯金管理所」一處管理,民國33年(昭和19年)10月25日台灣總督長谷川清發布告示,從翌年1月1日起,設置「臺南貯金管理所」,並依行政區域,劃分南北兩管理所管轄儲金帳户範圍,但儲金編號標明臺、恩臺、臨臺、據臺、集臺、團臺、積臺、國臺、勤臺和新臺等字號的帳户,仍統歸臺北貯金管理所掌管。而依行政區劃分儲金帳户管轄範圍如下﹕


臺北所﹕臺北州、新竹州、花蓮港廳


臺南所﹕臺中州、臺南州、高雄州、澎湖廳、臺東廳


民國34年(昭和20年)1月1日起「臺南貯金管理所」正式成立,由宣佈到成立只有2個月時間,相信由規劃到運作不論是作業或準備工作都相當匆促,且還需要印製相關物品、單據等來配合使用,而此時己是日本瀕臨戰敗的末期,到8月10日日本正式宣告戰敗投降,短短8個多月的時間,新制度正要開始大力實施,却又面臨即將劃下句點的命運,而己印或還未印製完成的相關物品,到此時可謂大嘆「英雄無用武之地」了,即使有使用此段末期及待交接的郵品,其所佔存世數量一定也較早期要少許多,且緊接著10月25日臺灣光復,11月1日設置郵電管理委員會,到民國35年5月5日臺灣郵電管理局正式成立,民國36年4月1日起合併改組取銷貯金管理所,「貯金管理所」宣告正式結束變成歴史名詞,這一連串的措施也使得「臺南貯金管理所」的相關物品,在使用上受到很大的限制及打擊,造成事隔至今在郵市中甚少見到「臺南貯金管理所」郵品,尤其是「郵便貯金通帳」這項更是少見,此點跟其當初印製作業較麻煩需要一段時間也有關,等印好時大約己是日本宣告戰敗投降的時刻,後處於等待歸還交接、接著過渡交接逐漸改變不同作業方式及制度,最後換發及廢止原「台灣總督府」及日本所印製的所有相關物品,也因適逢此段不同國家、郵政的交替,而意外產生極少數的罕見郵品,除其身份背景有其獨特歴史源流,並也見証了此段歴史、郵史的改變,可謂當初時空環境改變下的最佳代言物証。


(圖1)為黃色紙、棕紅色印刷的郵便貯金通帳,其封面中間「原簿所管」處,原印刷有「臺北貯金管理所」字樣,後劃線註銷改為「臺南貯金管理所」字樣,內頁型式為4折式,銷昭和20年1月24日台南檢閱小圓戳及昭和20年3月20日台南西門町戳。


(圖2)為暗黄色甘蔗紙、暗棕色印刷的郵便貯金通帳,其封面中間「原簿所管」處,直接印刷「臺南貯金管理所」字樣,內頁型式同為4折式,銷民國35年6月6日台南檢閱小圓戳及民國35年8月19日台南戳。


由(圖1)得知昭和20年1月24日檢閱使用時,距離1月1日「臺南貯金管理所」的成立時間甚近,由於匆忙中還來不及印製完成新版式郵便貯金通帳來使用,因此借用原「臺北貯金管理所」的郵便貯金通帳,劃線註銷改為「臺南貯金管理所」來使用,似乎也因此可証明在昭和20年初期時,新版式的「臺南貯金管理所」郵便貯金通帳還未印製完成及使用。


而(圖2)則為真正印製完成後的新版式「臺南貯金管理所」郵便貯金通帳,其真正開始使用日期己是民國35年6月6日,距離民國34年1月1日成立的「臺南貯金管理所」,其使用時間可謂相當晚期,而到底新版式的「臺南貯金管理所」郵便貯金通帳在何時開始使用?所見最早、最晚使用範例為何時?此點攸關郵史甚為重要,還盼郵友大家共同來追踪報導,且由(圖1)的印刷紙張來看,也可得知其為較早期印製完成,其紙質較白及光滑,而(圖2)則為粗糙、暗黃色甘蔗紙印製,也可資証明在日本戰敗投降前的末期,民生物質及各項條件己不充裕,無法再使用品質較佳的紙張來印製了,由上項兩件郵品的印証,也反應了當時社會環境、物質變化的差異,由小地方、小差異之處同樣可考據及佐証一段歴史、郵史的變遷。



参考書籍﹕曹潛先生著中華郵改史臺灣編


該篇全文原刊登於2005年8月出版的中國郵刊第80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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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客發表者:夏大緯老師,中國郵史會第913號會員,著作有『大清及民國郵政片封簡郵史』、『百年郵史郵話~第1、2、3輯』、『臺灣郵史郵話~第1、2、3輯』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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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逝的郵史~談日據時期郵局使用的儲金簿     ---     夏大緯


                今年(2005年)的10月25日為台灣光復60年的大慶之日,日據台灣由1895年至1945年先後長達50年的時間,歷經明治、大正、昭和3次年代的更換,如今距離初佔台灣的1895年己有110年之久,而距離台灣光復的1945年也有60年的時間,將近60至110年前的郵史,至今看來應該有著古董般的身世及價值,一甲子前的歴史自有史學家解讀,對一般百姓來說僅關心自己切身的利益,而與百姓生活習習相關且最直接的就是「金錢」,在日本1895年正式進據台灣後,即於1896年8月1日起開始辦理郵政儲金和滙兌業務,至當年底結存户數只有5847户,且初期儲金業務的對象幾乎多為日本人,後為吸收民間資金,於1897年12月15日台灣總督發布「諭告」一種,印製2萬份對民眾大力勸誘參加郵政儲金,積極宣傳和誘勸的結果,國人前往郵局開户存儲的也只有212人,另也曾發動各地公學校(國民學校)學生,勵行郵局儲金示範,但是效果並不大。


台灣地區郵政儲金利率,初期和日本本土相同,直到1915年4月以後經專案報准,採取跟日本本土差别利率,將原訂之利率年息4厘8毫,提高到5厘4毫較日本本土為高,如此儲金業績才開始逐漸增加,到1944年台灣光復的前一年時,當年年底結存户數己達到2699839户,可謂己相當普及大眾化,並深入每個家庭與社會,與大衆習習相關密不可分有其自然的需求,而在日據台灣的50年時間中,郵局也先後使用過甚多種類、型式的儲金簿,一般人大多習以為常不會多加特别重視及珍惜,但在歷經60至110年的時間、戰爭動亂天災人禍、使用完後被註銷無用而棄置、台灣光復後被新式儲金簿更換而取代等因素,時至今日還留存著相信種類己所剩不多,且甚多種類、版式可能己消失或存世無幾,恐怕只有收藏家或抱箸懷舊、紀念心態者才有留存,但是否齊全或有多少種類相信知道者也不多,在現今繁忙的社會一切均以快速方便為前提,儲金簿的功能己快被晶片卡所取代,只剩下最後登錄的作用而己,再重新看著這些將近百年的古老儲金簿,除令人發思古之幽情外,它們也曾經見証了當年的許多歴史、郵史變革,經由它們除可達到怡情益智的多重考証功能外,其年年緩步上漲的潛力,十年來其價格已上漲5倍之多,此點恐怕是許多未曾注意到它的人所不知的,同樣也可驗証儲蓄投資在它身上,可謂是最低風險、穩當獲利,又可兼具怡情益智、懷舊復古的多重身份。


日據台灣先後歷經明治、大正、昭和3個年代的更換,期間郵局使用的儲金簿也因配合管理單位的名稱更改等因素,而有著許多不同的版式、種類變化,現簡單的舉例介紹如下﹕


(圖1)為明治時期所使用的儲金簿,封面印刷顏色為黑色、橫式印刷,內頁型式為5頁、可存提款次數為55次,為明治41年6月印刷局製,該儲金簿第1次使用時,銷台北明治42年(1909年)5月17日戳(圖1内頁),後在明治42年5月30日更改住址由台北改到樹林,樹林即為現今的竹東,後該本儲金簿一直使用到大正9年(1920年)8月7日才停止使用。


(圖2)同為明治時期所使用的儲金簿,封面印刷顏色改為綠色、橫式印刷,內頁型式改為6頁、存提款次數同為55次,為大日本帝國政府印刷局製造,該儲金簿第1次使用時,銷台灣、牛駡頭明治45年(1912年)4月23日戳(圖2內頁),牛駡頭即為現今的清水,根據「中華郵政史台灣編」書內記載,大正9年(1920年)7月27日行政區域調整,全台共設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等五州及台東、花蓮港二廳,並大幅度更改地名,凡原來地名是三個字的或名稱欠雅的,統予改為二個字的地名,牛駡頭即是在大正9年10月1日改名為清水,該本儲金簿後到昭和4年(1929年)12月16日因送交檢閱銷台灣貯金小圓戳及台灣、清水昭和4年12月18日戳,最後打洞銷昭和4年12月24日無効大圓戳。


(圖3)為大正時期所使用的儲金簿,封面印刷顏色為綠色、直式印刷,大正時期開始儲金簿改為直式印刷,有别於明治時期的橫式印刷,內頁型式為6頁、可提款次數為65次,為大日本帝國政府印刷局製造,此版式儲金簿相信因為要延續明治後期使用的模式,並没有做太大的改變,僅由橫式印刷改為直式,之後使用的版式則有較徹底的大改變,該本儲金簿第1次使用時,銷台灣總督府遞信局大正12年(1923年)11月2日戳,使用到大正13年3月7日才停止使用,該本儲金簿在明治後期或大正初期印製時,由(圖3)封面上端左邊所印「台灣總督府通信局」字樣,可得知及証明該本儲金簿在印製時,還是延續使用明治34年(1901年)11月9日更改後的管理單位名稱「台灣總督府民政部通信局」,直到大正8年(1919年)6月27日起,管理單位名稱才再更改為「台灣總督府民政部遞信局」,因此該本儲金簿上的管理單位名稱還是維持舊名稱並未更改,但在大正12年第1次使用時,正好銷蓋有「台灣總督府遞信局」特别郵戳,經由此戳也証明管理單位名稱的變更,雖無法立即更改儲金簿,但却可先反應在郵戳之上,經由郵戳也驗証了一段郵史的變革,而郵史同樣也可佐証歷史。


(圖4)同為大正時期所使用的儲金簿,封面印刷顏色改為棕紅色、直式印刷,內頁型式改為4折式、存提款次數改為28次,為大日本帝國政府印刷局製造,此版式儲金簿有别於(圖3),可謂較徹底的大變身,之後大正時期所使用的儲金簿大致都維持此種模式,僅在一些小地方做修改變化不同而以,該本儲金簿第1次使用時,銷台灣、東勢角大正4年(1915年)11月22日戳,使用到昭和5年10月12日才停止使用,東勢角同樣在大正9年(1920年)時,名稱更改為現今的東勢,經由老地名的考証,除可增加怡情益智的效果外,消失的老地名有其一定的郵史及金錢價值外,也讓人產生濃濃的懷舊情懷。


(圖5)為昭和時期所使用的儲金簿,封面印刷顏色為綠色、直式印刷,內頁型式為6頁、可存提款次數為65次,為內閣印刷局製造,此版式儲金簿跟大正時期所使用的(圖3)儲金簿極為相似,僅圖案、管理單位名稱、印刷局不同而以,可謂翻版複製之前的模式稍加改變而以,該本儲金簿第1次使用時,銷新竹東門町昭和17年(1942年)10月22日戳,後使用到昭和20年8月20日才停止使用,民國34年11月時根據遞信部調查資料,台灣地區郵政機關,因戰爭期間遭受空襲損毀,辦理修復及維持業務情形,包括遞信部本部在內共計51處,由郵電管理委員會接管,新竹東門町郵局也是損毀的51處局所之1,當時記載的狀況為中破、停業,後在台灣光復後撤銷,永久的消失不再存在了。


(圖6)同為昭和時期所使用的儲金簿,封面印刷顏色改為棕褐色、直式印刷,內頁型式改為4折式、存提款次數改為28次,此版式儲金簿跟大正時期所使用的(圖4)儲金簿極為相似,僅圖案、管理單位名稱、印刷局不同而以,同樣是翻版複製之前的模式稍加改變而以,該本儲金簿第1次使用時,銷新埔昭和20年(1945年)6月7日戳,使用到昭和20年6月28日停止使用,此版式儲金簿也是日據台灣時期,在台灣所使用的最後一種儲金簿,且因物質缺乏瀕臨戰敗邊緣,改用甘蔗纖維來印製顯得較為粗糙及不潔白,尤其是其還經歷及見証著當年一段歷史的結束,有著相當特殊及不平凡的身世,算是日據台灣最後終結所劃下的句點代表。


上項的介紹僅以日據台灣3個不同時期,各自舉例2種不同儲金簿做為代表介紹,其實真正各個時期所使用的儲金簿種類、版式,不是僅只有此2種,還有甚多種類、版式儲金簿有使用及存世,有興趣的郵友可直接參考個人出版的「民國及台灣郵政文物」,書內有較多相關資料介紹,但是否有書內未曾介紹的版式、種類儲金簿存世?個人相信應該還是有的,因為在日據台灣的50年時間中,郵局到底使用過多少種類、版式的儲金簿,目前還沒有正確的答案,個人也是憑藉收集到的實物來証明其確有存世,至於還未發現到的、還未收集到的種類、版式應該還有遺漏,還期待郵友大家共同來關心及提供資料,如此才能使此部份資料更加完整及正確。


參考資料﹕曹潛先生所著中華郵政史台灣編


該篇全文原刊登於2006.6.20日出版的今日郵政第58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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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台灣時期所使用的最後一版儲金簿(上)     ---       夏大緯


                 台灣光復至今己屆滿 60年之久,一甲子之前的各項未解郵史,經由郵友多年來的發掘與探索或公文檔案的曝光等,大多己陸續破解其神秘的身世並公諸於世,對收集此時期郵品的郵友來說不啻是一大福音,可有資料做為考証依據,不會有如瞎子摸象暗中摸索的無力感,但目前己曝光且公佈的均以日據時期的郵票、片封簡等相關郵史資料為主,對於同屬日據時期當時郵政當局曾在台灣地區使用過的甚多種類儲金簿而言,確無太多可參考資料可資查考相當可惜,由於其身份不屬「有價票劵」較偏向於「郵政單據」類,雖是郵局對外經常需要使用到的物品,但在未使用前却如同一張無價的紙張、單據而以,但如經使用則搖身一變也算是「有價票劵」了,對收集者而言好處是由於資料的缺乏,不論是何種版式、種類的儲金簿,從印刷、發行到使用,不論是何種版式、種類是較少或較多都無從查考,收集者可以用相同的價格買到甚多種類不同的儲金簿,其中可能即有非常稀少的版式在內,壞處則是對於各種版式的儲金簿從其印刷、使用先後、發行數量、版式差異等則較難考証,只能依據現存實物的使用來加以判別,是否有錯也無從得知,在日據台灣時期大致可依照年代先後可分為明治、大正、昭和三個時期,而以昭和時期曾經所使用過的儲金簿來說,不論版式、種類等都應屬於最多、最複雜的一環,原因除為後期使用、環境變化較大外,且使用的時間年代也較長均有關。


中華集郵會2005年度郵學演講集,內莊滿禎先生發表一篇「重現塵封一甲子臺灣總督府檔案—臺灣印刷數字郵票發行秘辛」郵文,其內首次公開了相關郵票、明片、郵簡等極珍貴的公文檔案史料,經由昭和20年(1945年)4月18日公文「因敵機空襲,3月10日總務局需品課郵票部門,及4月14日印刷局郵票製造工廠–並需品第二課郵票部門悉被燒毀,乃採行應急對策,利用民間印刷工廠」,及隨後陸續的公文可得知日本當局令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採取緊急措施,就地取材自給自足開始採取相關應變措施,如儘可能利用(料金別納)及(後納)等制度處理,不得己時再以郵票貼用(係因應郵票及明片供應不足所採行的權宜辦法),明片及郵簡也有採取相同措施,除郵票、明片、郵簡採取自行印製及配售外,印製時的圖案色彩及紙質等也因而會有相當程度的簡略及降低標準亦可通融,且需計算並控制每日所需的銷售量,而且要特別注意不要刺激民衆讓民眾感覺不安等措施,都在隨後曝光的各項公文中有談及,而「明信片用紙係採用台南州新營庄塩水港製糖會社的甘蔗纖維,及羅東二穴工廠的紙漿等廢物利用改良後製成,印刷工廠則設在金瓜石礦山地下洞窟內,由印刷局技師及外場作業員等人出差拹力印就」,此段時期由台灣本地所印製出來的除數字郵票外,另有甘蔗紙楠公像3錢明片、甘蔗紙楠公像5錢明片(未發行)、議事堂7錢郵簡、議事堂10錢郵簡(未發行)等,留存至今均在郵壇赫赫有名且有相當高的身價,除因其特殊的產生背景之外,且在印製完成後不久日本即在昭和20年(1945年)8月15日宣告戰敗投降,臺灣隨後在10月25日光復,光復初期一時印製不及正式郵品,先行暫續用日據時期各項郵品,但到1945年11月4日時日據時期在台使用的郵票、明片、郵簡均不再使用,而以加蓋完成的「中華民國臺灣省」數字郵票為使用基礎,數字郵票大都被用來加蓋使用,而明片、郵簡則需再行補貼正確郵資後才能使用,且此類郵品暫時替代一段時間後,在正式的票品印製完成後也停止使用了,因此造成當時印製的未加蓋數字原票、明片、郵簡等,其真正符合當時的郵資及情況而使用者,因時間太短暫而使用及存世均不多。


由上項的介紹可得知日據末期在台印製的郵票、明片、郵簡其身世及背景,及因真正使用的時間短暫而造成其身價不菲,但同在此時期除郵票、明片、郵簡之外,同樣也需使用且跟大眾習習相關的儲金簿,除未見相關公文及資料外,其印刷的過程及產生的背景應跟上項郵品大致相同,却未見有人較深入的探討及關心,且知名度更較上項郵品為低有著天壤之别,但個人却認為這是一般郵人的誤解:

    1、由上項各公文可得知因物質的缺乏、節約,且預估及控管需求數量,末版儲金簿應不會大量印製,且因使用的方式不同使用完才要更換,因此當時印刷的方式也應是採取不夠再補印的措施即可,不需要印製大量來做庫存準備,且此點也可從目前存世的末版儲金簿,其不論印製紙張、顏色均可詳分出數種不同,由此也可証明其是經由數次分批印製完成,而非一次印製完成。

    2、由存世的末版儲金簿還可得知,其初期印製時還未接到上項各公文通知,因此還未實施上項各政策,其初期所印製的紙質因此正常且潔白,而後期則同樣改由甘蔗纖維印製甘蔗版儲金簿存世,也因此該末版儲金簿如詳分版式,可由其印製紙張、顏色等不同而分出數種版式變化,同樣是複雜及多樣化的,並不比上項日據末期郵品遜色。

    3、由甘蔗纖維印製的末版儲金簿,是否也是在金瓜石礦山地下洞窟內印製?此點則還待考証,但如同甘蔗紙明信片一樣,其同樣有甘蔗紙儲金簿存世則是事實,雖然因使用的時間較長可延用到光復後,且有小部份因採取自然更換的因素,到光復後才換發而存世,因此目前存世的甘蔗紙儲金簿,數量可能要較甘蔗紙明信片要多些,但相信也不會多太多的。

    4、另由於儲金簿的使用,在正常情況之下是使用完畢才會重新更換一本新的儲金簿,或是初次申請自然換發一本新版儲金簿,也因此其並未受 1945年(民國34年)11月 3日,日據郵票、明片、郵簡的最後使用日期限制,可延用到光復較後期,但到民國 36年 6月 1日起,由大陸地區印製完成的正式儲金簿己運到台灣,隨即陸續換發更新,日據時期的各種儲金簿還是陸續走上停止使用的命運,但其確是跨越兩個不同政權交替、兩個不同作業制度更換的最後見証者。

    5、也因為儲金簿是使用完畢才換新或新領才換新,在日據末期昭和 19、 20年,剛好要換新者才可能換領到末版儲金簿,否則是持續使用之前的他種儲金簿,因此會換新到末版儲金簿的人數相信並不多,並不是人人都有使用或換新到末版儲金簿,而換新到末版儲金簿者,到民國 36年 6月 1日之後使用時,也被正式的台灣儲金簿所逐漸更換取代,如今事隔约 60年時間,會保留到現在者相信更是少之又少了。


現介紹日據臺灣時期所使用的最後一版儲金簿如下:

(圖 1)為白卡紙、封面印刷顏色為棕紅色、尺寸大小為 77 × 185㎜、臺北貯金管理所管轄、內頁為 4折式、存提款次數為 28次,內銷台灣貯金昭和 19. 11. 28日戳,一般所見此類戳型均較為小型,而該戳則較為大,且銷蓋在儲金簿內頁做為郵戳使用較為少見,存款五圓事後並未提領。

(圖 2)同上,內第 1次使用銷台南驛前昭和 19. 12. 5日戳,第 2次使用銷台南昭和 19. 12. 26日戳,第 3次只見存款金額但並未銷戳,不知是漏銷或是並未真正完成存款手續因此並未銷戳,同樣均是存款事後並未提領,根據民國 34年 11月遞信部調查資料,台灣地區郵政機關因戰爭期間遭受空襲損毁情況,台南驛前郵局的情況為全燒、停業的狀態,另由封面「住所」登記處可發現其登記為「蓬第一九七O二部隊、大屋部隊大久保隊」,是否代表該部隊即駐紮在台南一帶地區,因此存款時所銷郵戳也就在台南一帶地區。

(圖 3)同上,內第 1次使用銷台中昭和 20. 3. 20日戳,第 3次使用銷和美昭和 20. 9. 14日戳,前 2次使用均為存款,第 3次使用時恐受昭和 20. 8. 15日日本宣告投降影响的關係,因而在昭和 20. 9. 14日提領九圓,僅剩餘壹圓留存在儲金簿內事後未再領取,且因「通儲」的關係第 3次是在和美領取,此種情況也較為少見,另由封面「住所」登記處可發現其登記為「台灣第四五九六部隊」,是否代表該部隊即駐紮在台中一帶地區,因此存款時所銷郵戳也就在台中一帶地區。

(圖 4)同上,但封面印刷顏色為栗褐色,第 1次使用銷台中 35. 11. 30日戳、第 2次使用銷台中 35. 12. 6日戳、第 3次使用銷台中 36. 1. 4日戳, 3次使用均有存有提,台灣光復後在 35. 5. 5日成立郵電管理局,日據台灣時期儲金制度跟大陸儲金制度有所不同,雖簡單便利,但管理欠嚴密易產生流弊,因此光復後雖暫行舊制,但改採權宜措施,陸續逐步加以改革,以符合我國郵政體制,在 35. 5. 5日之後所使用的儲金簿上,最明顯易見的即有 2點:1.經辦局於每次儲金存提,必須經辦員二人蓋章證明, 2.儲金簿原僅有存提款兩欄,新加規定在簿上添註結餘一欄,此 2點在(圖 4)的儲金簿使用時,可發現確是有照上項規定實施,其他另有多項規定同時實施,但在儲金簿上較無法明顯看出,而由封面「住所」登記處可發現其登記為「臺中師範學校」,可能代表該儲金簿主人為該校學生或教職員。


(圖 5)同上,但封面印刷顏色為木褐色,第 1次使用銷豐原 35. 12. 13日戳,第2次使用銷豐原 36. 1. 28日戳, 2次均為存款事後並未提領,且如同(圖 4)所介紹的規定,存提款均有經辦員二人蓋章證明,且在儲金簿上添註結餘金額,另在台灣光復初期時仍由原任日籍人員負責局務,後日僑陸續解除徵用先後遣返,各郵電局即派由資深之我國籍郵電從業人員,先後接任各地代理局長職務,至 35年年底全部接管完畢,郵電管理局於 36. 1. 4日發布局諭,公佈 156處郵電局代理局長姓名及資格,此為臺灣光復後各郵電局第 1任局長,豐原郵電局代理局長為「謝阿丙先生」,其資格原為「通信手」,而(圖 5)儲金簿內頁使用時所見二位經辦員蓋章,可得知其中一人姓名即為「謝阿丙先生」,也印証了此段史實。


(圖 6)為甘蔗紙、封面印刷顏色為棕色、尺寸大小為 77 × 185㎜、臺北貯金管理所管轄、內頁為 4折式、存提款次數為 28次,內銷溪湖昭和 19. 12. 26日戳,存款拾壹圓五拾錢事後並未提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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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台灣時期所使用的最後一版儲金簿(下)    ----        夏大緯



(圖 7)同上,內銷員林昭和 19. 12. 27日戳,存款七圓事後並未提領。


(圖 8)同上,內第 1次使用銷頭分昭和 20. 1. 6日戳,第 5次使用銷頭分昭和20. 9. 14日戳,前 4次使用均為存款,第 5次使用時恐受昭和 20. 8. 15日日本宣告投降影响的關係,因而在昭和 20. 9. 14日提領叁拾貳圓五拾錢,僅剩餘五拾錢留存在儲金簿內事後並未提領,另所銷頭分為老地名郵戳,現今已改名為「頭份」。


(圖 9)同上,內第 1次使用銷豐原昭和 20. 2. 13日戳,第 2次使用銷豐原 20. 3. 4日戳,有存有提最後僅剩五拾錢留存在儲金簿內事後並未提領。


(圖 10)同上,內第 1次使用銷斗南昭和 20. 3. 15日戳,第 6次使用銷台南昭和20. 9. 6日戳,前 5次使用均為存款,第 6次使用時恐受昭和 20. 8. 15日日本宣告投降影响的關係,因而在昭和 20. 9. 6日提領九拾貳圓,還剩餘拾圓留存在儲金簿內事後並未提領,另由封面「住所」登記處可發現其登記為「台灣第一三二七三部隊菊隊」,是否代表該部隊即駐紮在斗南一帶地區,因此存款時所銷郵戳也就在斗南一帶地區,但最後一次提款時因可「通儲」的關係,改在台南領取此種情況較為特殊少見。


(圖 11)同上,內第 1次使用銷中埔昭和 20. 5. 4日戳,第 4次使用銷新巷昭和20. 8. 30日戳,前 3次使用均為存款,第 4次使用時恐受昭和 20. 8. 15日日本宣告投降影响的關係,因而在昭和 20. 8. 30日提領貳拾貳圓,還剩餘五拾壹錢留存在儲金簿內事後並未提領,另由封面「住所」登記處可發現其登記為「台灣第一三八七一部隊」,是否代表該部隊即駐紮在中埔一帶地區,因此存款時所銷郵戳也就在中埔一帶地區,後該部隊名稱被劃線註銷更改為「新巷庄」,因此最後一次提款時改在「新巷」提領,新巷為老地名郵戳,現今己改名為嘉義「新港」。


(圖 12)同上,內銷湖口昭和 20. 5. 9日戳,存款六圓事後並未提領,另由封面「住所」登記處可發現其登記為「新竹郡湖口南國民學校」,可能代表該儲金簿主人為該校學生或教職員。


(圖 13)同上,但封面印刷顏色為棕褐色,內第 1次使用銷檢閱台灣昭和 19. 12. 30日小戳,第 3次使用銷新埔昭和 20. 6. 28日戳,有存有提最後僅剩叁圓貳拾叁錢留存在儲金簿內事後並未提領。


(圖 14)同上,內銷清水昭和 20. 4. 26日戳,存款五圓事後並未提領,另由封面「住所」登記處可發現其登記為「台灣第一三八六九部隊山田隊」,是否代表該部隊即駐紮在清水一帶地區,因此存款時所銷郵戳也就在清水一帶地區。


(圖 15)同上,內第 1次使用銷台南大宮町 34. 12. 1日戳,第 3次使用銷台南大宮町 35. 2. 20日戳,有存有提最後僅剩拾圓五拾錢留存在儲金簿內事後並未提領,另根據民國 34年 11月遞信部調查資料,台灣地區郵政機關因戰爭期間遭受空襲損毁情況,台南大宮町郵局的情況為大破、後簡單修復使用。


(圖 16)同上,內銷台北入船町 34. 12. 20日戳,存款壹圓事後並未提領,光復後台北入船町改為台北第 3支局。


(圖 17)同上,內第 1次使用銷台北八甲町 34. 12. 21日戳,第 4次使用銷台北八甲町 35. 3. 16日戳,前 3次使用均為存款,第 4次使用提領六圓還剩餘叁拾圓留存在儲金簿內事後並未提領,光復後台北八甲町改為台北第 4支局。


(圖 18)同上,內第 1次使用銷員林 36. 1. 15日戳,第 9次使用銷員林 36. 3. 13日戳,前 2次使用均為存款,後 7次則為提款,最後還剩餘五圓留存在儲金簿內事後並未提領,另如同(圖 4)所介紹的規定,在 35. 5. 5日之後所使用的儲金簿上,存提款均有經辦員二人蓋章證明,且在儲金簿上添註結餘金額,此 2點在該本儲金簿上也完全可得到印証。


由上項的介紹可得知,日據台灣時期所使用的最後一版儲金簿,由其印刷的紙張即可分為白卡紙及甘蔗紙 2種,而由白卡紙所印製的儲金簿,因紙張較潔白及分批印刷的關係,可很明顯的分出不同的印刷顏色,而由甘蔗紙所印製的儲金簿,則因帶有甘蔗纖維的關係,印製出來的儲金簿原本顏色就相當深沉灰暗,因此其印刷的顏色較不易區分,但還是可發現至少有 2種不同深、淺顏色存在,而参考日據台灣末期明片、郵簡的印製及發行來看,應是白卡紙印製的儲金簿印製、使用在前,而由甘蔗紙印製的儲金簿印製、使用在後,目前由(圖 1)白卡紙印製的儲金簿使用日期來看為昭和 19. 11. 28日,而(圖 6)甘蔗紙印製的儲金簿使用日期則為昭和 19. 12. 26日,兩者之間大約僅相差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而己,上項純為個人所收藏並不代表真實情况一定如此,至於 2種不同紙張所印製出來的儲金簿,其真正開始使用的日期或存世最早使用的日期為何時?則還待郵友們大家共同來查証及提供實物資料來佐証。


且此 2種日據台灣時期所使用的最後一版儲金簿,到 36. 6. 1日開始陸續被換發為台灣正式儲金簿之前,到底之前共使用出去多少數量也還是一個謎,到 36. 6. 1日後應已確定正式不再使用,其最後還未使用完畢而庫存的該類儲金簿,最後應是走上銷毀的命運,不知有否最後銷毁數量可考?這些都還待大家共同來查証,另也由(圖 1)、(圖 6)的使用可証明均為昭和 19年的末期,此日期較上項曝光的台灣總督府檔案公文及當時所印製的郵票、明片、郵簡日期均較早,是棋先一着的應變措施,還是該類郵政用品由於未印製價格,其身份不屬「有價票劵」較偏向於「郵政單據」類,因此不需送呈日本郵政總局審核,因此作業及印製均可提早一步,也應而較該類郵票、明片、郵簡使用的日期為早,此點也算是撰寫此文意外的重大發現吧!


最後附帶一提的是在日據台灣時期所使用的最後一版儲金簿,除上項介紹的均屬「臺北貯金管理所」所管轄外(在封面正中處有印刷該項文字),其實應還另包涵有 2種較特殊的版式存在,一是把「臺北貯金管理所」字樣劃線註銷改為「臺南貯金管理所」,一是直接在封面正中處印上「臺南貯金管理所」字樣,此 2種版式尤其是後者相當少見,個人曾在 2005年 8月出版的「中國郵刊第 80期」內,以少見的「臺南貯金管理所」郵便貯金通帳為文介紹,因此不再重覆介紹,有興趣的郵友請直接参考該文介紹。



參考資料:曹潛先生所著「中華郵政史臺灣編」


該篇全文刊登於2006年8月出版的中國郵刊第8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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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談日據時期使用的「軍事郵便貯金通帳」       ----       夏大緯



                  台聯主席蘇進強於2005年4月4日前往日本靖國神社參拜,引發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不滿,並前往台聯黨中央抗議,她痛陳日本占領台灣50年期間,共發動160餘次所謂「剿蕃戰役」,並且對台灣原住民執行殺光、搶光、燒光「三光政策」,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又強徵兩萬多名台灣原住民,成立「高砂義勇軍」遠赴南洋作戰,最後僅有三分之一生還,且多為傷殘,她强調被害者絕不能跟加害者放在同一個地方祭祀,她要求把「高砂義勇軍」原住民英靈歸還原住民,官司將於6月在日本宣判,她歡迎台聯加入控告行列,而台聯秘書長陳建銘則强調,台聯絕不認同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只是在清明節對流落在靖國神社的兩萬八仟位台籍軍人英靈給予慰籍,代表慎終追遠的傳統。


對己逝者來說是己無法挽回的事實,政府理應出面幫助「移靈」回台,讓其後代子孫能夠永遠追思供奉,而對還健在的當時台藉日本兵來說,則是有著莫大的悲哀及屈辱,日本政府於1996年時,片面決定與台籍日本兵50餘年前積欠的債務,在5年內至2000年3月底止(圖1)可提出申請賠償,且同樣片面決定賠償金額,以1946年當時之日圓乘以120後之金額支付(即120倍),而對日籍自衛隊積欠的薪水,却以7000倍進行賠償,此種差別待遇,在與日本政府談判時,由於兩國之間債務及債權無法釐清的情況之下,政府官方始終居於幕後,將談判權交由民間及立法委員來處理,最後却落得全盤屈服的下場,89年(2000年)2月29日的「中國時報」,在賠償期限即將截止申請的前一個月,有2篇報導(圖2)分別以「日據殖民淚、歷史債難償~(日本政府欠誠意、五項賠償金縮水、申請期限將屆、半數民眾寧要尊嚴不要錢)」及「誰為台籍日本兵想一想~(日本片面決策、我方忍辱屈服、民間作法紛雜)」為題,對此問題有完整的報導及記載。


二次大戰期間,共有廿萬七千餘的台灣男子「光榮」擔任日本軍人與軍屬,並被分派到南太平洋各島嶼、中國戰場以及日本本島,更有五萬三千餘人因而戰死或生死不明。而日本政府在1996年決定償還債務,包括「原日本軍人軍屬之未付薪津」、「軍事郵政儲金」、「外地郵政儲金」、「簡易人壽保險」、與「郵政年金」共5項,而在這5項債務中,又以軍人未付薪金與軍事郵政儲金兩項金額為最高。軍人薪水積欠部分共有八萬四千件,在89年(2000年)1月底前計有五萬五千件提出申請,佔總數的66%,而實際領錢的有四萬三千件,約佔總數的51%,己支付61億日幣。軍事郵政儲金方面,全部件數約是六萬件,己提出申請者為五萬三千件,佔總數的98%,己受理支付者共二萬九千件,約達總數的48%,己支付34億9千圓日幣,日本政府共編列353億日圓預算來償還債務,但到89年(2000年)2月底約僅發還110億,顯示因為補償金額過低,民衆都不願申請,老兵獲償金額僅在2、3萬台幣間而己,獲償民眾年紀都己老大,會去領錢多是抱着「不領白不領」、或是「有多少領多少」的心態,而不去領錢者則是認為日本政府片面決定申請期限,又片面決定補償倍數僅有120倍,這樣的補償金對台灣民衆尊嚴是一大侮辱,現在的台灣人不會把這些錢放在眼裡,拒絕受理日本政府的支付是表示,這筆債,要讓日本人永遠欠著。


由上項的介紹及記載可得知,軍事郵政儲金全部件數約是六萬件,已提出申請者為五萬三千件,己受理支付者共二萬九千件,相信當時台籍日本兵大多隨身攜帶者「軍事郵便貯金通帳」,然後跟隨軍隊行動被派駐到各地區,如此才能方便存提款項,發放薪津時則可存放至「軍事郵便貯金通帳」内,以免隨身攜帶金錢不便,除「軍事郵便貯金通帳」内所銷軍郵戳,種類有多種存世可資証明外,並因長期隨身攜帶及使用,此類「軍事郵便貯金通帳」大多有折損、斷裂、汚穢等情況,也可証明其確是跟隨著當事人行動,並走到那裏就用到那裏,並無受到地區的限制,而在日本宣佈投降後,有些人一次提領大多數金額,只留下少許金額在「軍事郵便貯金通帳」内,有些人則不知是來不及提領,或「軍事郵便貯金通帳」不在身邊無法領取,或是不知道日本己宣佈投降,最壞的結果則可能是當事人因病、因傷、甚至己陣亡因此無法再領取了,不論事實為何,但的確是有一些「軍事郵便貯金通帳」在最後,還有高低不等金額並未領取,此類「軍事郵便貯金通帳」,除在2000年3月底之前可提出申請賠償外,也活生生見証、經歷了當年那段戰爭的歲月,可謂最佳的歷史、郵史共同物証。


(圖3)為遞信省內閣印刷局製造的「郵便貯金通帳」,直式75 ×185㎜、內頁為4折型,第1次使用時銷昭和14年6月29日第47野戰戳,至昭和14年10月16日提領54元,存簿內僅保留剩餘1元,因此談不上損失,也就無賠償不賠償的問題存在。


(第47野戰駐地為「杭州」)


(圖4)為內閣印刷局製造的「軍事郵便貯金通帳」,直式107 ×170㎜、內頁為4折型,第1次使用時銷昭和18年8月7日第283野戰戳,其後使用均為存款,最後存款日期為昭和19年2月20日銷第283野戰戳,共計存款641元,後在台灣光復後民國35年時,根據吳振輝先生在嘉義郵刊第6期(76年11月出版),內所寫「日據之軍事郵便儲金通帳」郵文,郵局曾用「郵便為替郵便貯金等登記申請書(郵局滙票、郵局儲金等登記申請書)」,讓民衆提出登記申請,該「軍事郵便貯金通帳」的所有人邱阿清先生也有提出申請,在該「軍事郵便貯金通帳」的背面,銷有霧峯35年5月20日戳,並用紅筆註明「第44號」字樣,後到民國55年時並再向民間賠償團體提出登記,在其「軍事郵便貯金通帳」內第1頁處,蓋有「債權人會、55年1月27日、登記訖」藍色小圓戳可資証明,而到2000年3月底之前,則不知邱阿清先生是否己向日本提出申請賠償、並己獲得實際理賠金額?還是放棄申請賠償?由「軍事郵便貯金通帳」上無法看出端倪,相信最後結果是由邱阿清先生自行慎重決定。


(第283野戰駐地為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拉布爾」,後來遷移至「不干維爾」的港口。)


(圖5)型式同(圖4),第1次使用時銷昭和19年3月24日第7海軍3派戳,其後使用均為存款,第6次存款時金額甚高為1650元,銷昭和20年9月13日第7海軍軍用3派戳,而在昭和20年8月10日時日本己正式宣告投降,該本「軍事郵便貯金通帳」所有人余本國先生,當時不知是否知道日本己宣告投降?還是當時是在軍艦上服役或在某處地區,並不知道此事,因此仍舊存款至「軍事郵便貯金通帳」內,後並連續於昭和20年10月5日及10月6日2天,各自存款1000元及940元,存款金額都不低,均銷第7海軍軍用3派戳,最後總共存款3940元均未提領,後在民國35年時,余本國先生同樣也有向郵局提出登記申請,在該「軍事郵便貯金通帳」的背面,銷有台X(地名不清楚)35年10月9日戳,並用藍筆註明「1804」號字樣,後到民國54年時,並再向民間賠償團體提出登記,在其「軍事郵便貯金通帳」內第1頁處,蓋有「債權人會、54年8月2日、登記訖」紫色小圓戳可資証明,而到2000年3月底之前,則不知余本國先生是否己向日本提出申請賠償、並己獲得實際理賠金額?還是放棄申請賠償?由「軍事郵便貯金通帳」上無法看出端倪,但其結存金額共3940元金額甚高,余本國先生可能會去提出申請賠償。


(第7海軍3派駐地在「海南島那太」,昭和15.5.20日開設、昭和20.10.25日關閉。)


(圖6)型式同(圖4),第1次使用時銷昭和19年5月11日第8海軍軍用1派戳,第3次使用時改銷昭和19年10月14日第7海軍4派戳,第4次使用時又重新恢復昭和19年11月27日第8海軍軍用1派戳,第5次使用時郵戳名稱改為第8海軍1派戳,第7次使用時銷昭和20年10月11日第8海軍1派戳,而在昭和20年8月10日時日本己正式宣告投降,該本「軍事郵便貯金通帳」所有人劉福權先生,當時不知是否知道日本己宣告投降?還是當時是在軍艦上服役或在某處地區,並不知道此事,因此仍舊存款至「軍事郵便貯金通帳」內,在此之前劉福權先生都是一直在存款並未提領過,到第8次使用時則一口氣提款1730元,銷昭和20年11月4日第8海軍1派戳,其「軍事郵便貯金通帳」內僅保留剩餘5元,由於到昭和20年(民國34年)10月25日時,台灣己經光復,因此在昭和20年11月4日時,劉福權先生相信己經知道日本戰敗投降了,因此把其「軍事郵便貯金通帳」內的存款,只保留剩餘5元其餘全部提領出來,事後因為金額太低也就不用去申請賠償了。


(第8海軍1派駐地在「海南島北黎」,昭和15.5.20日開設、昭和20.11.8日關閉,第7海軍4派駐地在「海南島金雞塘」,昭和15.6.17日開設、昭和20.6.30日關閉。)


至2000年3月底後,此項申請賠償己告一段落,不論結果是多麼的屈辱及不平等,一般民間及政府在此事件後,並没有多大的反彈聲浪,一段時間烟消雲散後幾乎没有留下什麽痕跡,而過往的歲月當初真正經歷者,雖年華老去、人事全非,惟一剩下不變的恐怕只有「軍事郵便貯金通帳」了,不但經歷、見証及陪伴著當事人一路走來,也是當時歴史、郵史的見証代表,不論時空環境如何的改變,看見「它」就無法抹滅當初那段傷痛的歲月及記憶,收集郵品除怡情、益智之外,也兼而提醒了後世子孫,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往事不可追但足為我們未來的借鏡。



參考資料﹕吳振輝先生「日據之軍事郵便儲金通帳」



該篇全文原刊於2005.8.10日出版的中華郵聯會刊第10期



感謝張明富先生提供各項資料(己用紅色附註於各項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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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類繁多看機緣~日據台灣大正時期所使用的郵便貯金通帳      ----     夏大緯


日據台灣明治時期所使用的郵便貯金通帳,個人已簡略為文發表於94年版「集郵彙報」內,有興趣的郵友可直接參考,並請提供資料補充及更正,而延續明治時期之後的使用,則依續為大正及昭和時期,此兩段時期相信郵友會較難區分,因為大正前後只使用15年就更改為昭和,且大正時期的郵便貯金通帳許多又延用到昭和時期,而僅由郵便貯金通帳的外觀及所銷郵戳來分辨,較易搞混並不易分辨,且由大正時期開始不論是「郵便切手貯金臺紙」或「郵便貯金通帳」,甚至增加「據置貯金郵便切手貯金臺紙」一種,此三類郵品都較明治時期的種類、版式為多,可謂花樣開始增多因而有較豐富的內涵,但它夾在明治及昭和年代的中間,又因壽命只有短短的15年時間,雖種類、版式較多具承先啟後的關鍵使命,並不因壽命短暫而暗淡無色,在個人的收集過程中發現有些版式,可能因在當時印刷後還來不及大量使用,因變更為昭和年代且最重要的是其管理單位名稱變更,為配合其管理單位名稱變更,除非在印刷好的郵便貯金通帳上,加蓋新變更的管理單位名稱來使用,否則不如直接使用新印符合新名稱的郵便貯金通帳,因此形成其中有幾種版式的郵便貯金通帳,其存世數量並不比明治時期的郵品為多甚至更為罕少,郵友不妨比對一下手中郵品相信即可印證,現嘗試以其較顯著的特點,來介紹及區分大正時期所使用的三類郵品介紹如下,提供給郵友們參考:

「郵便切手貯金臺紙」的特點是直接以一般郵票(或紀念郵票),貼在儲金貼紙上作為儲金存款,根據曹潛先生所著「中華郵政史台灣編」書內275頁記載,日本於明治33年(1900年)3月開辦郵票儲金,目的在吸收學童和婦女的零星資金,開辦之初郵局印製郵票儲金貼紙免費供應,公眾可自由索用,由日本遞信省發行,形式有多種,大小規格亦互有出入。

(圖1)此為大禮紀念「郵便切手貯金臺紙」,貼日本大禮紀念票壹錢五厘貳拾枚,銷台南大禮紀念大正4年11月10日─14日紀念戳,此為日本遞信省發行,在日本國內及台灣地區均可使用。

(圖2)此為「據置貯金郵便切手貯金臺紙」,據置貯金即為定期儲金,日本於明治38年(1905年)7月1日創辦據置貯金業務,台灣地區亦比照開辦此項業務,(圖2)銷六龜大正12年1月6日戳,內貼日本普通票拾錢拾枚,用〒及花飾圖案註銷,此為台灣總督府遞信局發行,專供台灣地區使用,方水源先生「甲午戰後五十年台灣郵史」書內,刊有相同一件銷嘉義大正11年12月1日戳,另註明為首日,證明該版式「據置貯金郵便切手貯金臺紙」於大正11年12月1日開始首日使用。

(圖3)的「郵便貯金通帳」,此為延續明治後期的印刷顏色同為綠色,且內頁型式也相同為6頁、存提款次數則較明治後期的55次為多增加為65次,而最大不同之處則為大正時期開始,「郵便貯金通帳」改為直式印刷,由(圖3)封面上端左邊所印「台灣總督府通信局」字樣,也可得知及證明其延續明治34年(1901年)11月9日起,管理單位名稱更改為「台灣總督府民政部通信局」的使用,因為直到大正8年(1919年)6月27日起,管理單位名稱才再更改為「台灣總督府民政部遞信局」,因此該本「郵便貯金通帳」應在大正8年之前、甚至明治末期即印製完成,所以「郵便貯金通帳」上的管理單位名稱,還是維持舊名稱並未更改,(圖3)該「郵便貯金通帳」內銷彰化戳,由大正12年11月2日開始使用到13年3月7日停止。

(圖4)的「郵便貯金通帳」即為印製後專門在台灣地區使用者,其「郵便貯金通帳」正面上端左邊原本就印刷有「台灣總督府通信局」字樣,其封面上端處另銷有三角湧大禮紀念大正4年11月10日─14日紀念戳,內則銷三角湧大正4年11月10日戳。

(圖5)的「郵便貯金通帳」即為印製後在台灣地區使用者,其「郵便貯金通帳」正面中間手蓋藍色「台灣總督府遞信局」字樣,此處「空白」故意不印而用手蓋方式,一是方便管理單位名稱再變更時,可隨時加蓋更改後的新名稱來使用,二是曉得管理單位名稱即將又要更改,因此權宜之計先行暫時「空白」不印管理單位名稱,等名稱確定後再行手蓋,三是「空白」不印名稱,如此可在日本及其佔領地區(台灣、滿洲、南洋等)均可一併使用,是否如此?三點假設均有可能,(圖5)內銷新埔戳,由大正13年10月6日用到14年5月2日全本用完,送交換新銷新埔大正14年5月3日戳,另打洞註銷並銷大正14年5月9日無效戳。

大正時期的「郵便貯金通帳」,除外觀上即跟明治時期有重大區隔改變,由橫式改為直式印刷較容易區別,而跟昭和時期的重大區別,則在其「管理單位名稱」的不同而加以區別認定,大正時期是否只使用了上述七種版式的「郵便貯金通帳」?還是另有其他種類版式的「郵便貯金通帳」使用?還盼郵友們多關心及詳加報導。


   
欲看全文者請看個人出版的「民國及台灣郵政文物」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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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形的財富~日據台灣明治時期所使用的郵便貯金通帳   ----     夏大緯


    台灣最早開始發行及使用的官方儲金簿,始於日據台灣明治時期,初期開始使用並不受台灣百姓歡迎,在日本政府透過利誘、宣導、人情、壓力等多重管道壓迫下,才得以逐漸改善,到台灣光復前己是頗有成效,成為百姓存放金錢的必要工具,另由於早期百姓生活清苦養成勤勞節儉的美德,並進而積少成多儲蓄致富,儲金簿等同代表一筆無形的財富,一簿在手財富累積在簿中會清楚的記載,辛苦的成果在最後會有豐盛的回報,儲金簿忠實的呈現在那個年代所扮演的角色,雖然功成身退在歷史中消失,但在人們的記憶中、存留的實物中,留給我們永不磨滅的深刻印像。

   

明治時期在台使用的儲金簿相關種類,一般郵人大致均歸類為二大類,一為「郵便切手貯金臺紙」─即可以黏貼郵票在上面使用,一為「郵便貯金通帳」─即一般普通可存提的儲金簿,個人其實主要是以收集「郵便貯金通帳」為主,僅附帶收集「郵便切手貯金臺紙」為輔,因此對「郵便切手貯金臺紙」的相關郵品並不專精,僅形式上每種盡量收集一張做代表點綴即可並不求齊全,因此相信此部份郵品一定欠缺甚多,但所知國內甚多相關日據郵品的郵集中,均有放置或收藏此類相關郵品,但主要並非是收藏其「郵便切手貯金臺紙」本身,而是偏重於上面所貼的高額郵票使用情形或上面所銷蓋的早期台灣郵戳為主要收集目標,相信並不會去專注收集其「郵便切手貯金臺紙」本身的版式、種類等變化,因此唯有綜合眾郵友的郵品資料,相信即可補充並拼湊出該類郵品較完整的原貌。

另不論是「郵便切手貯金臺紙」或「郵便貯金通帳」此二類郵品,在明治時期並且在台灣使用,而且留存至今的存世數量相信並不多,且經過此段漫長的歲月、人事的更換等,現在大多已散佈在各收藏家或各郵集中收藏,可見慧眼識英雄者大有人在,此段消逝的歷史、塵封的舊情往事,當初的人手一冊日常使用到現今逐漸被晶片卡所取代,不論是記憶或懷舊保存曾與我們生活習習相關的郵品,或許也是代表印證這段史實的最佳物證。

(圖1)貼日本五厘普通票二十枚,銷台灣、基隆明治40年12月9日戳及紫色特大型「台灣總督府、原簿登記濟之證、郵便切手貯金」特戳,該「郵便切手貯金臺紙」原在日本國內地區使用,日據台灣後也拿來在台灣地區使用,除封面圖案顏色印刷為「紅色」者之外,另見有相同圖案但封面印刷「紫色」者存世,除此之外還見有封面印刷「不同圖案」者存世,可見其種類、版式有多種,而在台灣地區到底先後使用過多少種類、版式的「郵便切手貯金臺紙」,還待郵友們共同來報導介紹,另其內頁貼票的每枚金額,也可分別有多種不同面值的貼法,一併提供給郵友參考,另在方水源先生所印「甲午戰後五十年台灣郵史」該書中,查到刊載有三張「郵便切手貯金臺紙」,但相當可惜的是均未刊載其封面正面圖案,因此無從得知其封面正面圖案為何種,其中一張的使用銷「台北、明治36年8月28日」戳,不知是否為在台灣地區的最早使用日期?如有早於此日期者盼公諸同好欣賞及改寫此最早使用日期的記錄。

(圖2)該「郵便貯金通帳」第一次使用銷台灣、大甲明治45年5月5日戳,後持續使用到大正12年2月3日,其整本「郵便貯金通帳」存提次數完全使用完畢,最後在封面上打洞銷大正12年不清楚無效戳,該本「郵便貯金通帳」的印製由(圖2)中下箭頭處,可得知只註明為「明治42年1月印刷局製」字樣,但其封面上「受持管理所名」處同樣印有「台灣總督府通信局」字樣,證明該本「郵便貯金通帳」不論是否在日本印製,但確實只在台灣地區使用。

「郵便貯金通帳」雖不像「郵便切手貯金臺紙」有較多圖案花樣、可貼票等,因而較受到郵友的喜愛及收集,但其可貴之處就是「平凡」,雖看似貌不驚人但卻是真正跟百姓生活習習相關,緊密的結合在一起,越平凡的東西人們往往都忽略並不珍惜,但事過境遷隨著歲月的消逝,最平凡的東西卻往往是最珍貴的,因為大家都因太平凡而並未特別去注意或收集它,因此反而留存下來的數量會最為稀有,「郵便貯金通帳」的情況即相當類似,不論是在明治、大正、昭和各時期所使用的「郵便貯金通帳」,均有某些版式的「郵便貯金通帳」,個人在收集過程中發現其存世數量均非常罕少,只是一般郵友還未發覺到而以,可見平凡中並非沒有珍貴郵品,只是還未經人發掘及報導而已,對收集「郵便貯金通帳」的郵友們相互共勉之,在人們不注意的情況下去收藏,可享受獨自摸索收集的樂趣,及意外買到珍品的欣喜。


該篇郵文發表於2005.4.24日集郵彙報94年版


欲看全文者請看個人出版的「民國及台灣郵政文物」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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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客發表者:夏大緯老師,中國郵史會第913號會員,著作有『大清及民國郵政片封簡郵史』、『百年郵史郵話~第1、2、3輯』、『臺灣郵史郵話~第1、2、3輯』等書。
● 轉載博客網址為 http://blog.sina.com.tw/twhsia/article.php?entryid=589289

青島日據儲金簿     ---      夏大緯


                個人除主集台灣日據及光復初期儲金簿之外,也涉獵了一些民國時期的儲金簿,由於收集的種類、數量均不多,因此一直没有動筆想寫民國時期儲金簿的念頭,且最困難之處乃是因為相關的資料缺乏,此點可能跟之前個人並未特別注意也有關,如此更是替自己找理由可不寫,2009年新的一年開始,也要替自己訂一個目標,除了多寫郵文之外,更要挑戰寫一些以前没寫過的,相信人不是萬能的,個人也非全部都懂也有不懂的,因此就算有錯誤或不對之處,郵友也可提出糾正或告知不對之處,如此經由相互激盪大家都可成長及學習到一些新的郵識,因此不怕不懂提出此篇郵文做為首篇,希望能獲得廻響及郵友能告知更多的資訊及內容。


青島在清至民國38年(1949年)之前經過幾個不同時期﹕

  1、德國占領時期(1897年-1914年)


1897年11月1日山東曹州府鉅野縣發生暴民殺害德國傳教士2人、並焚燬其教堂,德國以此爲藉口,出兵在青島登陸,1898年3月6日德國政府强迫清政府簽訂中德「膠澳租界條約」,將即墨縣仁化鄉白沙河以南地區和裏仁鄉的陰島(即紅島)、及膠州的45個村莊劃爲德國租界,1899年10月12日德皇令將膠澳租界內的新建市區稱爲「青島」。

  2、日本占領時期(1914年-1922年)

1914年6月因奧太子被刺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8月14日日本對德國宣戰,德國忙於歐戰無暇東顧,日本乘勢出兵攻占青島,11月7日德軍投降,日本取代德國成爲青島地區的殖民統治者,其勢力範圍承襲原膠澳租界條約規定的德占境域,設置了隸屬於天皇的日守備軍司令部,並有數萬日本人移民來青島定居,另查李頌平先生所寫「客郵外史」一書,為配合作戰日本曾於青島設立軍郵局一所,所用郵戳即日本式雙圈圓形櫛型戳,在靑島兩字下方半月形框內嵌有「軍事」兩字,而客郵局則無「軍事」兩字,所見地名有靑島及青島市等。

  3、青島收回時期(1923年–1937年)

     1921年11月11日在美國華盛頓召開之太平洋會議,我國派代表堅持山東問題由大會討論,結果由各國調停訂立「中日魯案條約」,經12月1日簽字,民國12年(1923年)1月1日收回膠州灣租借地。

  4、日本2次占領時期(1938年–1945年)


民國26年(1937年)7月7日,日軍在蘆溝橋製造事端展開全面抗戰,日本再次於19381月10日侵佔青島,1945年8年抗戰勝利後,國軍第八軍於11月20日起至35年1月30日止解除日軍武裝後光復。


在日本2次占領青島時期中華郵政並未撤離,而是在日軍及偽組織監控下繼續辦理各種郵務工作,其郵務運作方式似乎跟偽滿有明顯差異不同,根據張愷升先生編著的「中國郵戳目錄」一書內,第卅章接用偽滿郵戳及第卅一章接用華北偽組織郵戳的記載,民國21年3月9日成立偽滿州國,中華郵政被迫於7月24日撤離,偽滿郵政於7月26日開辦,偽滿地區於民國25年1月1日起用新型郵戳(即日本式櫛型戳),民國27年8月15日偽華北郵政總局成立,當時淪陷期間華北各地郵局多數仍用舊有日戳,蒙疆地區較特殊,因早在蘆溝橋事變之前,日本己攻佔並成立偽政府,使用的乃是日本式櫛型戳,該書內兩章均未特别提及青島在當時使用郵戳的情況,只大略可得知應「仍用舊有日戳」,此次日本是否有像第1次佔領青島時期,同樣在青島有使用日本式櫛型戳?還是有使用但使用的時間、或使用的單位都很短暫或少?此點相當引起個人的好奇心,再查李頌平先生所寫「客郵外史」一書,但對此段時期青島所使用的郵戳情況同樣並未多加著墨,一樣没有找到答案,只有在此先行提出介紹,期待郵友共同來解答了。


(圖1)為日本昭和時期所使用的郵便貯金通帳(郵政儲金簿)的正面,直式印刷、封面印刷顏色為棕紅色、105×170mm尺寸大小、原簿所管為下關貯金支局、由內閣印刷局製造,該儲金簿使用人為「張啟陽」先生,登記的住所(地址)為「青島市膠州路一號東亞醫科學院方」,內頁型式為4折式、存提款次數為44次,第一次使用時銷黑色(檢閱18.6.5下關)字樣小圓戳,代表在昭和18年6月5日(即民國32年、1943年)時開始第一次使用,第二次開始即銷紅色青島18年6月23日戳及紅色(青島郵局長)小方戳,最後一次(第13次)銷青島18年11月15日戳,在使用期間内有多次存款及提款,最後只剩下五拾六錢留存在存簿內未領取(圖2為存簿內頁的使用情況)。


由該本儲金簿可得知其原本是在日本國內使用的(其原簿所管處印刷有下關貯金支局的字樣可証明),但之後也拿到青島使用,此種特例的使用情況並非没有,而是此種情況原本即頗為罕見,因日本郵局所使用的儲金簿均是屬於「通儲」的情況,其特殊之處就是儲金簿上只有存提款兩欄、並無結存欄,儲户存提款僅憑立帳時己加蓋在儲金簿上之原印鑑及儲金簿,即可以在任何郵局辦理存提款,存提款項除了必須保留結存餘額十錢以上外並無限制,儲户一簿在手隨時隨地都可以在各郵局辦理「通儲」存提(因此除在日本地區之外、甚至遠到其佔據的台灣或海外地區都同樣也適用),雖然在當時日本郵局使用的儲金簿己具備了「通儲」的功能,但從目前存世的實物來看,一般用户還是習慣固定在同一個地方(住家附近或工作地點附近)存提為主,且所佔比率高達99﹪左右,僅1﹪例外有在其他地方存提,且此1﹪例外者會在其他地方「通儲」存提款者,均是因地址更改或是臨時要用錢或至外地出差、旅行、工作等而領取使用(包涵遠到日本之外地區讀書、出差、工作、旅行等)而造成,因此在其他地區「通儲」的儲金簿,尤其是遠離日本國內到海外地區使用的案例,不論存世或使用原本就極為稀罕,該本儲金簿會在青島使用更屬非常特殊的使用案例了,靑島當時正規所使用的應是民國國徽圖的一般普通儲金簿為主。

另該本儲金簿其內所銷的即為日本式青島櫛型戳,其郵戳顏色且非常特殊為紅色,並非是一般所見的黑色,由該戳最下一欄內的文字來看,其應屬儲滙部門所專用,是否要跟一般郵務窗口所使用的郵戳,要有所區别而特别改用紅色?而該青島櫛型戳也只有使用在儲滙部門?或是只在青島郵局內部作業使用?因此甚少見相關報導介紹及使用?而由上文中的介紹可得知當時青島郵局應「仍用舊有日戳」,所見一些實寄封也確是如此,如此日本式青島櫛型戳的存在及使用在當時是一個特例?姑且不論其真實使用情況為何,但由該本儲金簿証明日本式青島櫛型戳,在當時確是有存在並使用的,還待郵友們共同一起來探討及解答。


近閱佳成第二期通訊拍賣(2009.1.8日截標),其內第2239項郵品(圖3)為「奉天郵政管理局郵政儲金簿一件,內記錄共存入5筆,銷瓦房店日戳五枚。底價為港幣3000元」,事後該件有無成交個人不知,但近幾年不論是滿州或偽華北、華中、華南等郵品,都己被郵友所接受並收集,且拍賣價格持續上漲甚至高出一般民國同時期郵品甚多,確實此類郵品由於有些地區郵戳的使用不同、郵資也有差異、郵品有些存世也不多等關係,在一些郵集中此段郵史不可能放著空白,否則就不完整及有缺陷了,為著補充此段空白需要填補相關郵品,反而形成該類中的某些郵品相當熱門了,(圖3)儲金簿屬滿州國所使用,由上文中的介紹可得知民國21年3月9日成立偽滿州國,中華郵政被迫於7月24日撤離,偽滿郵政於7月26日開辦,偽滿地區於民國25年1月1日起用新型郵戳(即日本式櫛型戳),(圖3)儲金簿內所銷的瓦房店7.5.29日至9.4.30日戳,即是日本式櫛型戳,7年並非是日本昭和7年,而是偽滿康德7年(為民國29年、1940年),該本儲金簿的使用及存世均符合上項郵史上的記載並非特例,相形之下(圖1、2)的青島儲金簿確有著太多的特例情況,更加引人好奇想要解開各項謎團,特此提出希望對青島郵史或偽華北郵品有研究的郵友,能夠給予解答或提供相關訊息,讓此段郵史能夠身世大白公諸於世。



参考資料﹕維基百科–青島市


中華集郵會2002年度郵學演講集,內陸游先生資料提供的「靑島郵史」一文


張愷升先生編著的「中國郵戳目錄」一書


李頌平先生所寫「客郵外史」一書


佳成第二期通訊拍賣(2009.1.8日截標)


                                      2009.1.15日完稿


該篇郵文原刊登於東方郵報第267期內(2009.2.4日出版)


附記﹕磚引玉引來了明富老弟的補充,感謝啦!期盼郵友能再補充「昭和」時期的資料,那就更加完整及豐富了,謝謝!


明富老弟的補充說明如下﹕


日軍於大正3年9月2日於龍口登陸,翌日〈3日〉於青島開設「第一野戰局」,使用櫛型戳「第一野戰局」,A欄為「第一」,C欄為「野戰局」。大正4年4月1日改為「青島野戰局」,A欄為「青島」,C欄為「野戰局」,使用至大正7年8月31日。9月1日起,D欄改為「野戰」,C欄改為「時刻」。
大正7年11月21日至11年12月10日,D欄「野戰」取消,DE欄為直線。
另外,貯金戳又不一樣。

第一野戰局時期,C欄為「戰い」。青島野戰局時期,C欄為「青い」。大正791日起,D欄改為「野戰」,使用至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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