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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做中国可保20年9%增长

来源:邮币资讯APP

如果通过推动城市化,把近9亿农村人口的消费水平提高到目前城市人口的水平,中国的消费规模将会增加2.5倍,可保9%以上的增长率继续20年。当前的生产过剩压力自然会消除,住宅将变得严重供应不足,房地产与银行间的不良债务循环也可被消除。想知道藏品交易排行榜单请下载邮币资讯APP.


这么做中国可保20年9%增长

经济增长率下降中伴随着的一系列现象,只能说明目前中国的经济下行,是因为存在着严重生产过剩,当次债危机打破了中国的外需引领增长过程,并显示出危机的长期化的时候,中国必须进行从外需主导增长向内需主导增长的经济转轨,而能引领这个转轨过程的只有城市化。

为何城市化才是惟一出路?

首先,不要指望外需会再度出现本世纪初到危机爆发前那样的高增长,下一步能够看到的,只能是危机的频繁爆发与长期化。从美国看,虽然2008年-2014年经济总共增长了8%,股市比2007年峰值高出28%,但直到2014年末,其制造业产出仍比2007年的峰值低14%,所以走的仍是危机前实体经济停滞而虚拟经济膨胀的老路,爆发新的危机就在眼前。

自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出口就一直在萎缩,新千年以来中国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是17.3%,2008年-2013年平均是10.6%,但去年只有6.1%。反映海运需求的BDI指数到今年2月初已跌破600,就是在次债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BDI指数也没有跌到过700以下。出现这种情况虽然有油价下跌影响,但也不能排除今年的世界贸易,可能会出现自次债危机以来的新一轮收缩。次债危机爆发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在跟着净出口率往下掉,2007年-2013年,中国的净出口率掉了6.2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从2007年的14.2%掉到7.7%,也是掉了6.5个百分点。由于外需下降又没有内需接替,过剩的矛盾当然就暴露了出来。

其次,在生产过剩的背景下,打开内需的惟一选择就不会是投资而是消费。虽然有人主张以投资开启内需,但2009年以来用投资开启内需的结果,是带来更严重的过剩,因此这种观点的声音也不强,虽然政府也在走用基础设施投资保增长的老路,但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政府也很清楚,没有生产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也走不远。那么就只剩下消费,又为什么必须用城市化来开启呢?

我们先看城乡收入差距是怎样抑制了消费,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农民的务农收入增长缓慢,抑制了农民消费。长期以来,农民家庭收入的主源是农业,农业收入占农民家庭纯收入的比重,新千年之初还占一半以上,但到2012年已下降到39%。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占比下降,不是由于农业生产停滞,也不是由于农产品(15.98, 0.03, 0.19%)价格水平提高过慢,因为自2004年以来,中国农业已出现“11连增”,而新千年以来,农业PPI的年均增长率是同期CPI的3倍和工业PPI的5倍。

农民务农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投入增长率显著超出了产出增长率,2001年-2012年,农业现价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3%,这个水平几乎追上了同期的现价GDP增长率,但同期农业物耗年均增长率高达12.2%,所以同期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年均增长率只有7.9%,是农业物耗的高增长吃掉了务农纯收入。

中国以7%的世界耕地面积养活了22%的世界人口,在有限的土地上保13亿人吃饭,靠增加物质投入保增产是无奈的选择。顾了保农业投入却顾不了保农民收入,如果不是农民外出打工收入支持了农村人均收入增长,如果不是2008年农民工资性收入首次超过了务农收入,就不会有2008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超过城市居民收入增速的局面出现。

农业物耗过高抑制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背景,还是中国“小农户+大市场”的格局始终没有改变。2013年,中国农业的总物耗率为41%,但发达国家的农业物耗率普遍超过50%,而农民收入水平却普遍高于城市居民,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农村人口比重低,因此农村人均拥有的农业资源如耕地等,远较中国为多。进入新千年以来,由于为保农业产出而不得不连年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致使目前中国主要农产品价格都已显著高出国际市场水平,如3种主要粮食已平均高出进口价25%-30%,棉花和猪肉更是几近1倍,这就使以提价保农业增长的路子走到了尽头,而价格难有提升,农民的农业收入就会进入新一轮停滞,这个收入缺口,恐怕外出务工收入也难以补得上,所以从未来看,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恐怕又会进入一轮新的萎缩期。

第二是农民在城市打工挣钱却不在城市消费,直接压低了消费率。根据2012年国家统计局的家计调查,当年城市居民消费率是68%,而同期农村居民消费率是55%,二者相差13个百分点。典型调查说明,打工农民的消费率只有40%,打工收入主要是带回农村。

那我们就可以算一笔账: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目前全国有2.7亿农民工,他们的平均工资在月薪3000元左右,而他们在城市的消费率是40%,则每年农民工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现金收入总额应在5.8万亿元左右。再按农村居民消费率55%计算,这近6万亿元中应该有2.6万亿元形成了储蓄。但是因为2.7亿打工农民基本不在农村消费,因此由农民打工收入所形成的储蓄总金额在3.5万亿元,应该不算高估。

新千年以来,消费率从2000年的62.3%掉到2013年的49.8%,其间政府消费率只掉了2.3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居民消费率从46.6%掉到36.2%,掉了10个多百分点。如果是因为打工农民的储蓄行为压低了6个百分点的居民消费率,则城市化滞后所导致的消费率下降,就占到了新千年以来消费率下降的六成原因,其他四成应是产权体制改变所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原因。

从这个角度看,由推动城市化引起的消费率回升,也只会使总储蓄率从目前的47.8%下降到41.8%,还是很高的水平。我知道有些人反对城市化并不是因为反对转向内需,而是担心提高消费会损失了中国的发展后劲,但是宏观大账算下来,并不是会因推动城市化而导致储蓄率下降到可怕的程度,就应该放心了吧?

实际上,即便今后把体制因素所造成的消费率降低也解决了,储蓄率仍会在新千年之始35%的水平,这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已经足够高了。储蓄率与消费率都不是越高或者越低越好,而是保持合理比例最好,而衡量合理比例的尺度,就是产能可以充分利用,产品没有积压剩余。

笔者在2009年就曾指出,“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就是说只让9亿农民参加城市的工业化建设,却不让他们进入城市生活,这实际上是一种储蓄机制,由此形成的储蓄在全球化兴盛的时候,是中国能够形成大规模出口的来源,但是当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并且危机被长期化的时候,不转向由城市化推动的内需扩张过程,中国就没有了消除过剩的机制,就会走向生产过剩危机。所以推动城市化才是走出低谷的惟一通道。

第三是农民社保水平低,收入中就会有一部分转化成社保储蓄起来,直接影响了农民消费,这个道理很简单,就不多说了。

最后,我们给中国的城市化来描绘一幅蓝图:

首先看看有多少农民应该进城。按照目前的统计,农村户籍人口有8.9亿,但其中有3000万人已在城市长期生活,所以可按8.6亿计算,这与卫计委统计的农村“新农合”人口数也是相符的。

如果按日本每个农业劳动力拥有3.2公顷耕地面积计算,中国有3300万农业劳动力就够了,如果每个农民家庭有2个劳力,则未来农村人口在7000万以下就够了,相应需要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总量就是8亿人。如果到2035年中国人口是15亿,则届时的城市化率是95%。在这个水平,无论怎样衡量中国都已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了。

目前第一产业仍占用了2.4亿劳动力,如果在推动大规模城市化的同时,推动农业机械化与农业家庭规模经营,有3300万劳动力就够了,就可以解放出2亿农村劳动力,中国就不会再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城市工资上升压力相应就可以减缓了。

如果未来20年有8亿农民进城,平均每年就需要安排4000万农民转为市民,要求城市化率的年均提升速度是5.4%,是目前的5倍。根据有关方面的分析,每个农民转化为市民,包括居住、社保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共需25万元,8亿农民进城,20年内总共需要支出200万亿,分解到每年4000万人进城,就是10万亿元,相当于去年GDP的15%。

中国政府目前的负债率还未超30%,提高15个百分点的负债率应该不是难事。此外,如果通过推动城市化,把近9亿农村人口的消费水平提高到目前城市人口的水平,中国的消费规模将会增加2.5倍,可保9%以上的增长率继续20年。当前的生产过剩压力自然会消除,住宅将变得严重供应不足,房地产与银行间的不良债务循环也可被消除。

再来谈谈二胎生育放开 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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