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犊崮土匪邮票”之我见
梁耀华
一、临城劫车案始末
上世纪20年代初,以孙美瑶为首、受到孙中山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影响、活动在山东枣庄以北抱犊崮一带的农民武装团体——山东建国自治军,为迫使围剿他们的北洋军队撤兵,并为孙的胞兄孙美珠报仇(孙美珠于1922年8月被袭身亡),决定改变武力硬拼方式,而以政治手段相要挟。遂议定以津浦铁路为目标,计划劫车绑人,制造事端。
1923年5月6日凌晨2时许,在上海张锦湖、张聘卿等同盟会元老的授意下,他们把临城附近的津浦铁路扒毁,将中外乘客约120人绑架至抱犊崮山中(中途释放了少数人质,并有逃脱者)。史称“临城劫车案”。
案发后,帝国主义列强反应强烈,欲借此进一步控制中国。国内各界也议论纷纷。北洋政府迫于压力,决定“抚剿兼施”。经过一个多月讨价还价式的谈判,北洋政府通过威逼利诱,终于使孙美瑶于6月12日接受了招安,释放了全部人质(谈判期间已陆续释放了一些)。
二、“抱犊崮土匪邮票”的行用
临城劫车案后,美国广告商卡尔·克劳(Karl Crow)以美国红十字会和美国商会代表的身份,受命从上海赴枣庄,为外国人质供应衣食及日用品(也为中国人质服务),往返于枣庄和抱犊崮之间。鉴于人质急需与外界传递讯息,且后来信件最多时一天可达百封,克劳遂在汽车中设一木箱,上书“BANDIT POST(土匪邮政)”字样,装上挂锁,钥匙分别由他和一名人质代表保管,用于收装信件。
5月下旬的某日,克劳及助手麦肯(Me Cann)在枣庄驻地附近散步,路过一印刷小店,突发奇想,要印刷供人质们贴信用的邮票,5分(麦肯设计,红纸)、10分(克劳设计,黄纸)各一种,木刻版印刷,各印300枚。由于印刷店老板大意,误将英文“5分”刻印为“50分”(但中文面值仍是“五分大洋”)。在将“邮票”送到人质们手中时,克劳同时附了封开玩笑的告示信:我们已免费带信多日,以后可得贴邮票了。人质们真的就在信件上贴用这些“邮票”了。这些信送到枣庄后,被贴上正式邮票寄出。
外界见到这些“邮票”后,颇感兴趣,纷纷写信要求购买。济南邮政管理局一名官员受命到枣庄了解情况后下令:凡今后贴有这些“邮票”的信件,不论是否另贴正式邮票,均不予收寄。依此推算,“土匪邮票”的行用时间还不到半个月。
周今觉在1926年3月1日《邮乘》第二卷第一号刊出“土匪邮票”10分图样并加以说明:“此等邮票,并无何等邮政效用,亦未经邮政当局承认,不过一种取笑娱乐之品,使被掳之人聊破岑寂无聊之日脚而已。”之后,周氏致函克劳,征问实情。克劳复信详告一切,以《抱犊崮匪邮之真相》为题,刊登在1926年9月1日《邮乘》第二卷第三号上。此后,集邮学术界一直对“抱犊崮土匪邮票”认识各异。在1980年举办的某国际邮展上,一部国内展品中出现了一件贴该“土匪邮票”的实寄封,受到部分评审员的好评。“抱犊崮土匪邮票”再次受到集邮界的关注。 |